中日民族文学之比较

【#第一文档网# 导语】以下是®第一文档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中日民族文学之比较》，欢迎阅读！

中日民族文学之比较

王子

近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后者有选择地接受前者为主轴不断发展的，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诚如郭沫若所述，从最初政治小说的兴起，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感觉派的引进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传播，大多都是留日学生带回中国的。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年的半个多世纪，在日本是指从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后期到整个明治年间，在中国则是指从鸦片战争前夕到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是中日文学交流较为活跃频繁而又颇为错综复杂的时期。这是日本文人作家的汉文学教养空前普及和提高、中国文学的影响空前多样化、曲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文学转向西洋世界，中国文学的影响逐渐式微的时期。另一方面，长期充当日本文学之“先生”角色的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里却逐渐转变了角色，开始以“学生”的姿态学习和借鉴日本文学。

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相比，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则往往选取了一种与之不同的研究路向：由具体实证研究到实证研究。这种研究路向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研究对象的分析变得极为精细，保证了研究成果的历史真实性和学术可靠性，可以说，这是任何一种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以此为起点而又以此为终点的话，最终实现的也可能仅是一种“知识”的描述和“事实”的证明，而非“意义”或“思想”的阐释和总结。实证研究也是一种研究，在比较文学领域，不能为比较而比较，最终还是要寻求一点意义。 在以往有关中日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中，这种为比较而比较的现象比较突出。单纯的资料性的实证和考据，只要是肯下功夫的识字者都可以完成，而枉费了作为学者的劳动。在有关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与岛崎藤春的同名小说的比较研究中，有的研究者把两个文本进行一一对照，比较异同，但是却不能对构成二者异同的深层原因和意义进行分析，不能反映研究者自己独特的思想价值。我们除了知道两个文本有何相同，有何不同之外，并不能了解到更多的含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有所不同，影响研究有时可以通过事实的梳理来补充思想和理论的


欠缺，至少还体现为交流史的价值。而平行研究则不能将研究对象进行单纯类比或现象罗列作为研究的终点，必须在并不相关的事实之间体现意义，研究者必须用自己的思想将这并不相关的事实连接起来，去探求其背后的意义，从而使这种研究本身获得更高的价值。

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陶晶孙等人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其曾在日本留学，受日本文学影响有很大关系。留日作家的“媒介”性质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是主动的同时也是被动的。他们叙述着日本，同时也被日本人叙述。不管是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思想，还是创造社成员的浪漫主义倾向，他们都以“改造国民性”为最终目的，与中国的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紧密结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生活于日本，日本——是他们文学形成的原点。他们在这里接触到西方，触摸到世界文学的脉搏，与日本明治、大正文坛亲密接触，及时地将西方文学理念、日本人独特的创作方法纳入自己的创作中，结合自身的体验与感受，用抒情的笔致表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题。 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特质，一方面在于它的关联性，一方面在于它是作为文学关系之外的历史关系存在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天然性”，还在于它是清理历史、清理思想史的一种材料。

从当代社会的价值来看，文化成果具有人类一体化特征。无论是东西方文化还是中外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共同产物，其价值资源属于全人类。传播和接受文化不仅是人们的义务，更是人们的权利。因此，文化的异己感实质上是反人类性的。以人类意识为尺度，就是对民族主义意识和本位文化意识的超越。没有这种超越，人类文化就不会传播，就不会发展。文学和文化比较研究中必须淡化民族主义意识，而增强研究的人类性和学理性。

如果说比较文学是一座桥梁，那么，这座桥梁不但有效地连接了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而且也成功地连接了中日学者对各自文学的研究。该书既分析了日本文学的特色，以及通过何种渠道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又分析了中国所接受的文学的特色，并且分清了日本本身的影响以及日本的桥梁作用。我们非常希望作者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深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微观研究方面能够取得突破，以推动中日文学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

本文来源：https://www.dy1993.cn/kxe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