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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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佛教中国化

文/杨爽

佛教中国化历程漫长 ，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佛教的某些话语解为汉地人士所掌握并大众化。佛教的思维模式及取向也深深内化为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文化心理倾向。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实现，充满了对儒家魔法信仰的怀疑与消解，对盲目信仰的批判。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理性化以及性格塑造有积极意义。同时，佛教在其中国化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道文化的影响。

佛教讲究“业报”，“业”，一般而言 ，分为身、口、 意三业。我们可以发现，“业”在大乘有宗看来主要是在思的作用下产生的，并由此而赋予“业”以形而上学的色彩，来解释宇宙、人生中的因果缘起。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以业感缘起作为其理论基础，业及缘起学说内化为普通信众的心理倾向。业感论的生命整体理解模式仍旧与气论的神秘色彩共存于当今人们的思维与信念世界中。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宇宙秩序是要以‘道’的概念加以阐发的，这种概念在儒家以及大多数其他学派中都是共同的，要么是儒生那样以世俗的方式‘适应’社会领域里的世界秩序，要么就是道教徒那样的玄妙深思的离尘脱俗的态度。这说明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同样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大有助于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佛教的佛学中国化的代表是禅宗。这最能突出中国化佛学的思维批判之特色。在中国传统思维中 ,诸如体、 用、 能、 所、 天、 人、 阴、 阳等等一些术语的对立组合模式已渗入到民族心理的积淀中去，形神论争不过是在佛学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时所激起的思维上的一朵浪花而已。

佛教精神的反本质主义，是对反对自我、事物乃至对世界的本质探求。如果有人认为有本质的存在，便会陷入两种困境中去，一是进入神秘主义，另一个就是可能对社会共同体生活中的责任与义务的放弃，导致伦理的虚无化。因为佛教文化自身也有问题，有学者指出“对宇宙人生之苦的感受与说教，一方面确实曲折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则仍然重复着佛教的基本教义。基于人生之苦的解脱论引导禅僧追求虚幻的精神自由，造成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对于社会成员的‘人’来说，这种解脱归根结底是消极的，缺乏责任的。”随这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入乡随俗，真正之佛法未能在中国人中群化，到后来，反受中国宗法社会、家族制度影响。

再来看下佛教和中国的礼法。汉魏西晋是佛教的输入初传期，也是礼法思想根深蒂固的时期。但作为一种异域宗教，佛教自身本来就有一套迥异于传统礼法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尽管佛教的若干主张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但其基本教义，是与“礼”的基本精神不相容的。因此在传入后不久，就受到了正统人士的抵制和攻击。但也应该说，佛教受到攻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上的，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不能一概而论。

但综观中国佛教史，我们不难发现，佛教所受非议多与礼制相关。譬如指责佛教徒出家弃俗、剃发毁服、不拜长者，有违服章之制和日常礼仪；指责佛教徒不事父母君长，废宗绝嗣，有违忠孝之道；指责佛教徒违弃华夏礼仪，专事夷狄之术„„因此，为减轻弘教阻力，汉魏西晋佛教传播者通过各种方式调和佛教与礼法之间的差异，通过佛经翻译，对经典原文作了相应的取舍调整，以迎合传统礼制的基本精神。例如，印度佛教主张父子、夫妇、主仆之间人人平等，就与礼的尊尊卑卑观念相悖离，于是东汉魏晋时代的佛学翻译者，通过选、删、节、增等方法，对佛典描述的人际关系进行调整，尤其是删去了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和性生活混乱的原文，同时却也背离了印度佛典的本义。

如果说佛教在传入初期主要是“礼”的调和的话，那么，当佛教在中国牢固立足并取得长足发展之

杨爽：重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1级本科生




后，它们之间的关系则开始转向冲突，并在冲突中走向融合。

东晋和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两次高峰时期。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壮大，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佛教不再盲目依附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日益暴露，并最终以大规模论战的形式爆发出来。期间，便有历史上都很著名的“夷夏之辨”。

宗教虽然有外在的组织机构和崇拜形式，但它都是以超世的信仰为核心，属于精神文化领域。所以宗教可以说是信仰的外化。不但是佛教，任何宗教在世界上所有民族形成过程中都起过重要作用，甚至在有些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宗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一个外来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思想进入时，必然会遭受到本土宗教文化思想的排斥与抵制。于是，依附本土文化，并与之不断融合与协调和本土化关系的策略，是异族宗教文化在本土成功传播的必然路径。在中国，随着三教合流，三教相互借鉴，各为统治阶级所用时，各教道德学说以至其思想体系已经牢固地扎根于大众之中，成为制约人们日常行为的道德准则。而佛教道德学说在其逐渐中国化的过程中，必然也极为重视对自身进行改装、重组，以求适合中国人的习惯，得到中国人的广泛认同。而一旦被认同，它在大众中的教化作用就会确定下来，从而在更为深远的意识上和更广的范围内有效地发挥其意识形态力量。

由此，不难看出，佛教的中国化是异族宗教文化本土化必然要求，也与在中国传教的佛教人士所采取的正确传教策略有不可或缺的联系。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顺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操纵，关注信教人士或潜在信教人士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对佛理理解困难，是推进中国化的必由之路。说到佛经翻译，它既是传播佛教的手段，又是佛教扎根于中国的前提，在推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通过删减、改写、取舍等方式依附或直接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对原语文化进行改造，满足统治者的利益需求。这也是历史上大多数译经大师得到了当朝权贵支持的主要原因。同时，本土化还要以读者为中心，强调译文意义明晰，语言通俗易懂，符合汉人习俗，从而扩大佛经的阅读对象，为有效地传播佛教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佛教中国本土化，把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向往佛法的人士的阅读需求完美地结合起来，使他们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从而促进佛教的中国化。然而佛教毕竟自于古代印度，深深地打上印度传统文化的烙印。随着佛经的翻译，必然会带来一些印度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和思维方法。因此，我们在认为佛教本土化的同时，并不能完全排除印度文化思想透过佛经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正因为有个不同宗教文化，不同国家文明的思想碰撞，才使得中国的佛教文化独具一格，打上了中国的烙印。

（责任编辑：邵瑞琪）

杨爽：重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1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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