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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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吏的丁忧制度

1.丁忧制度的起源及含义

丁忧”，又称“丁艰”，是古代遭父母之丧的通称。有内、外之分，遭母丧称为“丁内艰”，遭父丧称为“丁外艰”。丁忧在中国古代是官员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则之一，违反者受到处罚，甚至削职不用。早在周朝时期我国就产生了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丁忧丧俗即“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

“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春秋战国之际, 儒家倡扬重丧, 提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 惟送死足以当大事”的丧礼思想,逐渐形成了“丁忧”期间不婚娶、不宴饮、不作乐、不生子、不外游等一系列十分严格的丧俗行为规范。汉代以降, “丁忧”服丧不仅成为儒家表达孝心、弘扬孝道的礼法制度规定, 而且演化成为历代王朝“孝治天下”的强制性法律措施。

后世多专指官员居丧。古代，父母死后，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并须离职，称“丁忧”。源于汉代。宋代，由太常礼院掌其事，凡官员有父母丧，须报请解官，承重孙如父已先亡，也须解官，服满后起复。夺情则另有规定（夺情起复，又称夺情，是中国古代丁忧制度的延伸，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后世大体相同。清代规定，匿丧不报者，革职。 2.丁忧制度对官员仕途的影响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官本位社会,对官位的贪恋、对权力的追逐是仕宦官员群体颇具共性的职业心态或职业目标。尤其是那些官运亨通、仕途正盛的官场中人,突遭“丁忧”家变,三年脱离官场人事环境,事过境迁,大好的政治机遇可能因之丧失殆尽,这对他们渴求功名的仕宦心理,不能不说是一次严峻的人生考验。

据有关文献记载,丁忧官员贪恋权位不愿解官去职,最为典型突出的是匿丧不报,向朝廷隐瞒“丁忧”丧噩事实。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其仕宦前途的彻底毁灭。

仕宦官员或母死不葬,或居丧游走,或父丧纳妾,均是“丁忧”守丧的大不孝行为,按前引有关刑律,当受相关不孝条律惩处,朝廷予以“终身不齿”、“下除”、“坐免”等处罚,算是以官抵罪,用剥夺政治前途的行政处罚取代刑律惩处。

“丁忧”期间,行为不端、有缺孝德的官员,要受到法律或行政的严厉处罚,反之,若“丁忧”守丧孝德卓著,则可以超次拔擢,受到朝廷的荣宠嘉奖。

总之,“居忧而迁除者有之”这是历代官场常见的行政人事变动现象。仕宦官员或因“丁忧”坐废罢免乃至获罪论死,或因“丁忧”超次拔擢、荣宠升迁,或因“丁忧”脱离旧岗换职他任,“丁忧”始终与仕宦官员的官场命运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 3.丁忧制度的法律化

丁忧制度的内容，针对不同的丁忧对象时，内涵不尽相同。丧服由重至轻，分为五服。五服分别适用于与死者亲疏远近不等的各种亲属，每一种服制都有特定的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和行为限制。 丁忧制度不仅仅体现出的是道德的内涵，而且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囊括律的范畴之内。但其实未形成制度之前，官员的丁忧只是中国古代“孝”观念表现，真正形成制度规范还经历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漫长过程。由汉朝开启。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形成制度，唐宋时期发展成熟由元明清三朝完善。

丁忧制度的内容，针对不同的丁忧对象时，内涵不尽相同，丁忧之制度的发展演变以及对违反丁忧制度的惩罚规定都带有明显的礼法色彩，法律中逐渐的渗透、贯彻着儒家的礼义原则、等级秩序及伦理道德标准，最终使其制度化、法典化，而这个渐进渐深的过程就是法律的儒家化，也就是法律的伦常化。 4.丁忧制度下的斗争

考察秦汉以来官场社会的“丁忧”现象,不难发现,仕宦官员的“丁忧”与国家政治的需要,往


往产生矛盾、引发冲突。主要表现为:朝廷政务的需要与“丁忧”大臣长期解职的矛盾;国家形势变化如边患严峻,朝廷用人之需与“丁忧”缺用的矛盾。伴随此类矛盾冲突, “夺情”制度产生。

“夺情”是由“丁忧”所派生的一项重要官场人事制度。其内容包括:朝廷对遭受父母之丧的大臣要员,不许解官,命其继续留职,素服理政办公;或官员丧期未满,朝廷特许终止其服丧守制,在“丁忧”期内起复任职。

“夺情”是国家政治需要对丁忧礼制的一种变通。这种变通付诸官场实践,必然给那些贪恋权位、不愿解官去职之人提供了钻营起复的机会。围绕丁忧“夺情”,朝廷派系争夺,臣僚权力倾轧,成为古代官场社会一种屡屡发生、司空见惯的政治现象。

如明代官场,丁忧“夺情”所引发的权力之争非常典型。史载,明神宗万历五年，首辅大学士张居正遭父丧,围绕张居正是否应当“夺情”留职,引发中央朝廷一场严峻政治危机。甚至到崇祯年间,还有朝臣在上疏中旧事重提,说“张居正以不守制,损其勋名

原本出于国家政治需要,解决朝廷用人之需的丁忧“夺情”制度, 不仅成为引发某些官场权力之争的导火线,而且成为这些权力之争的具体表现内容。

总之,古代仕宦官员的“丁忧”行为,不仅事关丁忧官员黜陟迁转的仕职变动,而且往往引发官场“夺情”起复的权力倾轧与派系斗争,导致仕宦群体内部此消彼长的行政人事变迁。原本忠孝一体、并行不悖的儒家孝道修身原则,在封建国家丁忧“夺情”的官场实践中,不断暴露出严重的政治弊端与道德局限,造成仕宦官员忠孝两难的尖锐矛盾冲突。在仕宦权利的驱使或官场政治的扭曲之下,传统丁忧服丧的人伦“孝德”行为,恰恰凸现出有亏“孝德”的重大人伦缺陷,最终蜕变成一种受政治利益所支配或以官场仕宦需要为转移的政治人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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