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读书无用论”的三次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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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读书无用论”的三次演变

作者：林宜文

来源：《青年时代》2009年第09期

所谓“读书无用论”，是指读书没有实用价值、读书不能创造财富，其表现是“不读书一样赚大钱”、“读了书照样找不到工作”等。我国建国至今，一共出现过三次“读书无用论”的思潮。

第一次“读书无用论”思潮出现在“文革”时期。1968年秋“停课闹革命”以后，“智育第一”等教育观念受到了猛烈批判，读书不仅没有用，还会落个“臭老九”的骂名。在“即使大学毕业也留不了大城市”、“既然要插队落户，当农民捏锄把，能写写算算就行了”等思潮的影响下，学校教学秩序极度混乱，在校生不愿认真读书，大中学生毕业后则纷纷上山下乡，“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成为广大青年的口头禅，学校停课，学生停学，知识分子成为批斗的对象。而“厂校挂钩”、削减专业课，由教师、学生、工军宣队和领导组成的“三结合”班子编写教材，实行工农兵上讲台等举措更导致了教育内容的稀薄、残缺，进一步助长了“读书无用论”的盛行。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读书无用论”的思潮才得到遏制。事实上，第一次“读书无用论”是一种至上而下引发的思潮，在广大的老百姓心中，知识依然是神圣的，不然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就不会有1160万人涌进考场。

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思潮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许多没有读过多少书、又没有进入国营事业集体等所谓“单位”的人，首先进入了个体户的行列，进而也成为大众羡慕的先富起来的人。一些人的暴富支撑了“读书无用论”，在南方甚至出现了将“知识创造财富”偷换为“能力创造财富”的论调。而当时，由于体制等原因，教授、医生、教师、公务员、工程师等“体制内”的人，依然在单位拿着难得一涨的固定工资，收入无法得到显著提高，造成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奇怪现象，连小学都没读完的大老板雇佣的是学历比他们高得多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在经济大潮冲击下，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于是，曾经销声匿迹的“读书无用论”卷土重来并盛行一时。

第三次“读书无用论”即新“读书无用论”思潮首先从农村出现，并且蔓延至全社会。在大学扩招之后，大学毕业生数量暴增。相反的，社会上提供的工作职位的增长却跟不上毕业生数字的增长，导致“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日益普遍，时有出现数百人抢一份工作的景况。而即使找到工作，起薪也大幅滑落，一些地方大学生的起薪甚至不如农民工。许多大学生为了逃避就业压力，选择继续读研究生课程。导致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恶化的原因除了大学生本身数量的增加之外，也包括应试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与能力日益低落，课程与实际工作脱节，很多时候大学生已难以得到用人单位的垂青。而过去靠高考改变命运的农村青年也面临无能为力的三大难题：一是高考的公平性已经不如以前；二是高昂的学费让贫困的家庭不堪重负；三是花费了巨额费用大学毕业后却不能找到工作。这一次的“读书无用论”不再是知识无用，谁都明白知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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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三大难题面前，虽然也明白考大学还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佳途径，但即使自己不愿放弃，整年劳作于田间，收入微薄，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和保障的父母也要逼其放弃，在这种无奈之下，这些贫困的农村家庭就只有在改变命运的机会面前选择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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