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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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SARS的研究概况

姓名：孙聪专业：生物科学班级：10级生物科学

摘要：SARS爆发到为难解除，仅半年有余，但其带来的反思和改变，使国人受益何止十年。十年前，我们遭遇了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传染病疫情——SARS。十年后当我们迎来“抗击SARS”胜利十周年时我们的脑海中依然铭刻着无尽的伤痛。历史特别是用生命铸成的历史是无法忘怀的。SRAS其传染力、传播速度和流行范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虽过去已久，但仍有许多问题未搞清楚，尤其是SARS病毒的起源，故有必要对这场灾难进行重新流行学和系统发育领域内的科学审视。

关键词：SARS病毒；SARS病毒的起源；流行病学

2003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曾邀请各国卫生官员，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召开针对SARS议题的研讨会，与会者曾誓言为延续SARS研究而努力。

然而，十年后，有关SARS病毒的那个何而来？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是否会再度出现？这些曾经最为核心的问题，至今依然无解。 祸起广东

全世界首例SARS并非发生在广州市，也不是发生在2003年，而是2002年12月在广东省河源市首先被发现的。患者是一位黄姓35岁的男性厨师，因不明高热、呼吸急促、两肺阴影，迅速发展至急性呼吸衰竭。

次日，河源市人民医院有接诊了一位郭姓40岁的出租车司机，临床表现与黄姓患者完全相似，但二人素不相识，也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接诊这两名患者的是河源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叶钧强，他是第一位被传染上的SARS的义务人员，后来因病重被送到外院抢救。

很快，与上述两名患者接触过的8名医务人员患上同样的病，其中有两名护士还在怀孕期间，一位不幸流产，另一位为保住孩子尽量不用药，冒尽了生命危险。她们不仅是第一批参加抢救SARS患者的护士，而且也都同样因抢救患者而患SARS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下城“302医院”）姜素椿老大夫，贡献了宝贵的康复期血清。

2003年的第二天，广东省卫生厅就迅速成立了由临床与流行病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时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的萧正伦任组长，参与的临床专家还包括黄文杰与邓子德。

2002年12月26日至次年1月4日，距河源数百公里之外的中山市又有两名厨师发病，与河源情况惊人相似，紧接着又有5名医务人员病倒。

2003年1月21日起，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亲自参加了专家组工作。1月22日，完成了《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2月2日，钟院士开始承担广东省临床治疗专家组组长的重任。之后，张天托、邓子德、邓连贤三位在工作岗位上患病且病情危重的医学专家，被转到钟院士所在的呼吸疾病研究所接受治疗。

截至2003年的大年初五（公历2月5日），邓连贤所在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已病倒了二十余位医护人员。当这些人互相搀扶着或在同事帮助下步入医院设置的隔离区时其悲壮场面比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旦进入隔离区，就意味着暂时或永远见不到亲人。

2003年2月7、8、9三日，是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有史以来最不幸的日子。为抢救患者全院共有93名医务人员不幸患病，整个医院气氛凝重，压得让人喘不过气。 北京沦陷

2003年3月1日凌晨，120救护车从山西太原载来一位于姓27岁女患者。该患者


因去广东经商而染上肺炎，经过一周以上的常规治疗没有任何好转，在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下称“301医院”）。

时值周末，患者在急诊室留观一天半，两天后收入呼吸科病房。根据病史与 既往治疗反应，接诊的余丹阳医生等已断定患者所患就是广东的“非典”。医院决定尽快将患者及家属转往隔离条件好的302医院，随急救车前往的还有余丹阳大夫。

至此，北京高层已经正式拉响SARS的警报。 未解之谜

“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年，但有关SARS的根本问题，我们仍然不过清楚。”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记者专访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科研究室主任、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刘又宁。

他表示，“SARS的致病原是冠状病毒的结论已经确定了，但至于这种病毒从何而来，目前尚不清楚。”

在SARS研究之初科学家便发现、除首例SARS患者出现在广东外，在广东最早患病者也与以食用野生动物接触较多的厨师为多，后来在南方的果子狸身上也分离到SARS病毒。一时间，SARS源于果子狸的结论，曾在国内得到部分肯定。对此，刘又宁认为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蝙蝠身上较果子狸能分离出更多病毒，而北方同样的果子狸却找不到病毒。于是有人说，南方的果子狸可能很无辜。

除此之外，SARS的自然流行病史依然成谜。“突然发生，突然离去。在2003年那次大流行后，除偶然发生了两次与实验室有关的个别极小范围流行外，SARS就再没有发生过。这样独特的表现 与绝大多数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是完全不同的。”刘又宁表示，如此不同寻常的流行特点，值得深思。

而且，SARS病例从2003年5月起便开始急剧减少。至于其中原因，除了人为控制措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存在。再有，在人为的控制措施中，从佩戴口罩、到设立发热门诊、再到实施隔离，究竟哪些措施 有效的阻断了疾病流行，也没有科学结论。而至于中国SARS病死率只有6.5%，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原因，是因为措施得当，还是因为误诊较多，亦无确切答案。

另外一个谜题在于，个体SARS患者的传播差异。在SARS期间，很多研究者发现一个极其明显的线索，即有些SARS患者携带的毒株具极强的传染性，可殃及数十人甚至更多，被冠之“毒王”，而有些SARS患者却几乎没有传染性。毫无疑问，若能搞清传播特征，及其在SARS流行中的作用机制，对于制定预防策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有关此项研究的进展也并不乐观。 继续研究的争议

SARS过后，SARS样本日益减少，为后期的研究增加了难度。对SARS的研究要脚踏实地，SARS后没有患者了，研究也就缺乏基础，之前的标本都很有限的，研究的是悬空的。刘又宁不无遗憾地表示，“以上种种疑问扔留待我们进一步探讨，但因SARS可能不再发生，我们也将永远失去弄个水落石出的机会。”

尽管自2003年以来，SARS没有再次大规模的爆发，但在一些学者看来，未来SARS仍然可能通过两种途径复发，其一是，病毒可能任然在没有任何症状的人群中小规模传播。虽然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病例。但病毒也可能潜伏在动物体内，随时再次传播到人类的可能。

另一条途径会更加令人不安。中国有许多医疗单位还保留着一些患者的组织 样本，还有几十个实验室想在病毒的基础上研制疫苗。因此病毒极有可能从医院和实验室里泄露出来，造成疫情再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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