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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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文献学研究

中国的古文献，在本世纪以前一般多局限于传统的古籍，最多旁及到青铜器和碑刻的文字，即所谓“金石”；进入本世纪则扩展到甲骨、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这已成为今日学术界的通识。这里只就几位重视文献进而在扩展古文献领域上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评介他们留下的至今仍常见称道或提及的言论。

在这里最负盛名的自推王国维。

他在研究甲骨文和汉晋简牍上确实作出了划时代的成绩，因而他的言论也特别受人重视。讫今常为人们称道的有：

一、“二重证据法”，这是王国维晚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所编讲义《古史新证》里讲的。这《古史新证》不知为什么在罗振玉编印的《王忠悫公遗书》和赵万里编1940年商务印书馆印的《王静安先生遗书》里都不曾收，在燕京大学学生会的《燕大月刊》（第七卷第一、二合期，1930年）上才首次让它以全文问世。其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因为这是用来证古史即商周及其前的历史，所以他举的地下材料仅有甲骨文字和金文即青铜器铭文两种。

二、也是在他晚年写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已收入《王静安先生遗书》中的《静庵文集续编》里。文章一开头就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


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纪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然后分条论述这四项以及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发现及研究概况，并说：“此外近三十年中，中国古金石、古器物之发见，殆无岁无之，其于学术上之关系，亦未必让于上五项，然以零星分散，故不能一一缕举。惟此五者，分量最多，又为近三十年中特有之发见，故比而述之。”行辈晚于王国维的是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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