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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关雎》
──比兴、叙事、梦幻中的爱情
《诗经》中的《周南·关雎》是国风的首篇,它的艺术手法一直为历代学者所称道。本文主要从它的比兴手法、叙事特点和描写梦幻中的爱情三方面发表一点粗浅的见解。
先说比兴。朱熹云:“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浅显而准确地解释了比兴的念义。“比”便是通过类比联想或反正联想,引进比喻客体,“写物以附意”;“兴”则是“触物以起情”,“它物”为诗歌所描写的景物,而这种景物必然蕴涵着诗人触物所起的情。“兴”是一种比“比”更为含蓄委婉的表现手法。《诗经》中《周南·关雎》一诗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这是一首爱情诗,诗歌欲写所思之“女”,先以雎鸠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句既是兴,又是比,雎鸠天性温顺,可比淑女之娴静;雎鸠乃“河洲”常见之鸟,可使人联想起常来河边采荇之女;“关关”乃雎鸠雌雄唱和之音,可起“君子”思“逑”之情。可见,“兴”之含义是如此的丰富而深远。诗歌之起兴本身就具有联想、托寓、象征等作用,这本身就给诗歌的理解带来很大的空间。在中国文学史上,对“雎鸠”这一“兴”象的理解可谓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汉代《毛诗》认为雎鸠“鸟挚而有别”,象征“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并进而引申出“可以风化天下”的题旨,显然是在汉代经学至上观念下的牵强附会之说。近人袁梅等人认为,雎鸠即鱼鹰,是捕鱼高手,求而必得,雎鸠捕鱼时的欢快叫声,是求爱获得成功的暗示,“关雎求鱼”本身就是男女求爱的隐语。这种理解虽较为新颖,但鱼鹰求鱼时的凶猛行为总是让人不能够与和乐而友善的君子和淑女联系起来。其实,雎鸠就是一种普通水鸟,雌雄和鸣时发出的声音欢快而和乐,诗人借眼前的景物发端,有起意与起韵的作用,不一定要有如此深刻的含义。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也为兴而比。“流” “采”“芼”为同义词,都有“寻求” “采摘” “择取”的意思,采摘荇菜,用来比喻君子追求淑女,从“流”到“采”再到“芼”,是
采摘荇菜循序渐进的过程,朱熹认为“流”为“顺水流而取之也”,“采”为“取而择之也”,“芼”为“熟而荐之也”。“荐”为吃的意思。朱熹还进一步解释:“彼参差之荇菜,既得之,则当采摘而烹之矣;此窈窕淑女,既得之,则当亲爱而娱乐之矣。”当是符合诗意的见解。荇菜为水中之物,故而在始采时要左一把右一把地顺水流去捞,此时的方向还未定,有“寻求”之意,到了“采”时,便有了目标了,而到了煮熟可吃的“芼”,则是爱情成熟、走向婚姻的时候了。这里的“兴”诗人要表达的感情是水乳交融的。比兴是通过“托物连类”“借物引怀”的物象喻体以达寄托的审美认知方式,在这里,物象喻体运用的是否成功,是比兴手法是否高超的重要标志,《关雎》一诗中“雎鸠” “荇菜”喻体形象鲜明,意境深远,委婉而准确地体现了人物的情感,是比兴手法成功运用的标志。
次说叙事。《诗经》的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根据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情怀来吟咏“造文”,这样的诗作都是有感而发,具有真情实感的。和《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一样,《关雎》是一首叙事诗,诗中在叙述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和思念之情时,从一见钟情到寤寐思服,再到幻想中的美好结局,是依事物发展的顺序来叙事的,但这种叙事的顺序更多的是感情发展的内在脉络,故而这种叙事带有强烈的“感事”色彩,即带着强烈的情感来叙事。情感的冲动时常影响着叙事的完整,以致抒情性成为外显的主要特征。《关雎》这种叙事方式,更重视内在的心理活动与情绪反应,并不特别追求表现外在行为。诗歌从求女写起,到“求之不得”开始,事件的进程似乎被打断,取而代之的是细致而微妙的心理描写,“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游哉,辗转反侧”。作者从“辗转反侧”这一细节描写入手,既叙事,又抒情。“感事”的色彩很浓。而第三章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从表面上看,确是叙事,但由于它是作者幻想中的场面,故而也便具有了抒情的意味。“含事量”的高低并不是评价叙事性作品水平高下的标准,从文学角度而言,感事是一种质量更高的叙事。《诗经》在脱离音乐后仍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它的叙事当中情感的灌注与渲染,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关雎》所具有的抒情性特征断定其为“抒情诗”。事实上,《关雎》仍属于叙事诗的范畴。因为抒情性的叙事就本质来说仍是叙事,虽说这种叙事常为情感冲淡乃至淹没,但核心还是行动和行动中的主体,抒情性只是附着在叙事之外的毛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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