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视阈下晚清与五四时期的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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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视阈下晚清与五四时期的翻译研究

作者：庞芳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23期

摘要：本文从后殖民视角出发，探讨了晚清与五四时期在翻译流量，翻译选材，翻译规范和翻译策略四个方面的差异，指出其实质是中国与西方不对称的权利关系。翻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塑造民族文化身份，抵抗西方文化霸权的工具，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桥梁。 关键词：后殖民视角；晚期与五四； 权力差异

作者简介：庞芳，女，湖南人，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文化与翻译。

[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3-0191-01 一、引言

后殖民翻译理论始与20世纪70年代解释了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不再是简单的文本等值，而是译语和原语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1]

晚清至五四时期，是继汉朝的佛经翻译和明末清初的外国传教士翻译的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翻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塑造民族文化身份，抵抗列强文化霸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手段。本文将从翻译流量，翻译选材，翻译规范，翻译策略四个方面分析晚清与五四时期的翻译差异： 二、翻译流量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翻译流向比例从来就是不均衡的。一般来说，弱势文化倾向于大规模地译介强势文化，而强势文化的情况则完全相反。[2]纵观晚清和五四时期在翻译流量的差异就可追溯其背后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1、1843-1860 第一次中英法鸦片战争。上海等六个通商口岸被迫开通。这6个城市共出版各种西书434种。

2、1860-1900 第二次鸦片战争。增开天津南京汉口等11个通商口岸，共出各种西书555种。清朝政府增设京师同文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翻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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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00-1911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1902-1904这3年共译西书533种，日文321种，成为翻译输入的主要部分占总数的60%。

4、1912-1927 1912年清朝政府灭亡，中华民国成立。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1912至1914年两年间，翻译的西书533种。1917-1927 出版译作共225种，其余分国别译作共187种。1919-1949年的30年间，我国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达4499部。[3] 三、翻译选材

晚期到五四时期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大体经历了“技术-制度-思想文化”的过程。翻译作品的选材也大致体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文学”的变化历程。

洋务运动时期，介于晚清军事、外交的需要，译作内容主要围绕军事技术、等自然科学。在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的163种著作中，自然科学译书占80%以上[4]。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宣传西方先进的文化制度，翻译了大量的政治学、社会学著作；上海广学会的译书80%为社会科学著作。以翻译家严复和政治家梁启超最为典型。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值得关注的是，晚清时期小说翻译中通俗作品非常受欢迎。选择文本大多注重原本的文艺性。而五四时期翻译内容更丰富、主题更深刻，侧重北欧东欧国家较为弱势的原语文化，涉及如何抵抗殖民文化，对各种社会思潮的介绍、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对新文学的建构，等等。[5]

四、翻译规范

学者Gideon Toury提出了翻译规范的概念，侧重分析译者面对的种种来自译入语社会及文化产生的制约，以了解直接影响译者选用的翻译策略。[6]

晚清时期，严复提出“信、达、雅” 的翻译标准，一度成为中国近现代翻译标准的楷模。“信”即忠实，重视原文，以原文为中心。但是由于封建士大夫根深蒂固的文化霸权主义，信在晚清翻译实践中却不能完全实行，翻译以译者为中心，而不是原文。

五四时期，翻译的目的与新文化运动建造新文学，评判旧价值不谋而合。因此翻译时完全呈现原文是西学的必要条件。翻译权威慢慢从译者移回原著身上。五四前后中国传统翻译规范的变化被学者廖七一称为五四文学翻译对“信”的重构。[7]

无论是以原著为中心还是译本为中心的翻译规范都是在特殊语境下翻译实践所体现的规律。

五、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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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在《译者隐身》一书中指出：归化策略，即采用通顺、流畅、自然，透明的英语进行翻译。异化策略即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保留原语的文化意象以丰富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实现从形式到内容的对等。[8]

在晚清的翻译史上，林纾是归化策略的代表。林纾的翻译夹译夹作属于极端的归化，被称为改写改译。其翻译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有意无意地漏译基督教部分，而强调人性救赎的部分，保留反抗奴隶制的部分，为中国社会的改良做出了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提倡“异化”。主张“洋气”和异国情调。他甚至为了保存原书的口吻，不惜颠倒语序.后人贬之为“硬译”。[9然而鲁迅主张的异化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丰富中国的语言文化，在长远看来成为文化抵抗的一种手段。 六、结语

本文从后殖民角度重读了晚清到五四时期的中国翻译史，是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中国实践和摸索。翻译成为中国文人输入文明，借鉴思想载体，同时肩负着保护民族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平等交流的使命。 参考文献：

[1]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李红满，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1)。 [3][4]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5]王宏志，重释“信雅达”：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6]葛雅静，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研究[J]，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 [7]廖七一，五四文学翻译对“信”的重构[J]，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

[8]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闲—对国内归化/异化论者的一个提醒[J]，中国翻译,2002(5)。

[9]车明明，论中国翻译思想史中的译者视角[J]，长安大学学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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