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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间词话》起谈宋词的演变与发展的社会形态领域
《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开宗明义,王国维开篇就把宋词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由此也不难看出王国维对于宋词的喜爱之情,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宋词确实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殿堂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要明确一点的是,宋词并非开创于也不是两宋独有的文学形式,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概唐朝时期的敦煌曲子词,后来李白,温庭筠也有许多名篇留于后世,而到了五代,词曲的创作经历了跨越性的发展,《花间词》,尤其是南唐的二主一相对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
李后主即李煜,冯正中即冯廷巳,他们的词逐渐脱离了花间绮丽萎靡文风,为词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而两宋的词曲便沿着这条道路走向更为辉煌的巅峰,以“宋词”来作为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的代称也就可见两宋对于词的发展的卓越贡献。
两宋词的演变简单的总结有几个方面,首先词的领域不断的扩展,比如柳永把词曲由大雅之堂的上层领域带向了民间生活的每个角落,而苏轼更是把词曲的创作题材与主题,更为广阔的扩展。其次,词格提升,词调完备,慢词成熟。再次,词逐渐摆脱了音律的限制,独立成为一种艺术形式,由此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词曲的创作更加的不拘一格,形式也更为多样,既有像姜夔般精通音律,词曲双绝之作,也可以像苏轼,辛弃疾般不拘泥音律的限制,抒情更加的直接奔放。(注:此条考虑的不是特别成熟,毕竟缺少音律方面的知识,只是在相关的资料上看到过,尚待验证)最后,词曲的题材突破对自身感情的抒发进而产生更多的爱国题材的作品,振奋人心。
接下来结合几个代表性的词人作一个简单的论述探讨宋词变革背后的社会形态领域的变化, 首先推出的就是柳永,柳永生活在北宋中期,终其一生,不过一个失落的文人,他的仕途非常坎坷,只因一句“且将万般浮名,换取低吟浅唱”就断送了他的前程,不过也正是如此,“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才真正的把词曲从高堂之上带向了民间,他是第一个有记载的专业词人,他对词的突出贡献是在慢词的发展。据统计,整个唐五代时期创作的慢词现存约十几首,与柳永先后同时的张先、晏殊、欧阳修等的词作中,慢词所占的比例也很小,而柳永今存词213首,其中慢词87调125首,占其词作总数的57 ,最长的慢词《戚氏》已长达212字。这样就使得词的词调趋于完备,长调逐渐成熟,为以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次,柳永的词已不再是拘囿于自身的情感,而且题材也突破了花间的宫廷闺怨领域,走向更广阔的市民阶层。有对女性的关注,有羁旅苦楚,有离别的不舍,有河山的美好,有民俗的生活,有都市的繁华。这在一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知识分子与市民群众之间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隔阂,沟通了作家文学和市民文学之间的联系,提高了市民文学的格调,也拓宽了作家文学的视野,从而丰富了整个文坛的审美风貌。
第二个要提出的是苏轼,苏轼生活在宋仁宗,神宗时期,苏轼的才华很高,因此早年的仕途很顺,后来卷入了朝中的政治斗争,逐渐失势,因此后期的仕途和人生可谓艰难坎坷。但不论怎样,苏轼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在词曲的领域,苏轼是最有力的开拓者,苏轼在宋词发展历程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诗为词”,即以词作为抒情达
意的诗歌样式,由音乐本位新变而为文学本位,为词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在时人眼里,苏轼的词更多意义上不是最纯粹的词曲,因为他音律上的欠缺是其硬伤,其实,词一般都是和着音律,曲子唱出来的,这方面苏轼远远不如姜夔,但是,事实是在词坛领域苏轼是当之无愧的至尊。可见对于他词的认可,苏轼的词从词的格调上更加的自由奔放,这也就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更好的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去表达,去抒发人的内心所思所感。这是其突出贡献。其次,柳词委婉,苏词豪放,作为两宋词坛的两座高峰相互鼎立。苏轼的词,意境更为广阔,已经由简单的个人情感,社会形态上升到了对于人生乃至于对于整个世界与宇宙的思索,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词的品格和词格,使词的创作有了更为广阔的意义。最后,苏轼的词作涉及了各种题材各种领域,极大丰富了词的形式,使得他能像唐诗一样成为文人们所争先使用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苏轼功不可没。
最后要提的就是辛弃疾,辛弃疾生活在两宋之交,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早年在北方参加义军参与到了抗金的军事活动中,南渡后,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压,一生想要北伐收复失地而不成。辛弃疾是继苏轼之后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词作中洋溢着滚烫的爱国之情,充满着北伐收复失地愿望和对南宋政府偏安一隅的失望之情。辛弃疾的后半生过的郁郁不乐但即使在梦里也“梦回吹角连营”想着“了却君王天下事”,但终究是“把栏杆拍便,无人应”。辛词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大量爱国题材的创作,“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巨变工。”这既是他身处的这个时代的不幸,也是他作为词人的幸运,爱国题材进一步提升了词格,更注入了一种士人的情怀与精神,使得词伴随着国仇家恨更为广泛的传播。当然辛词中总是喜欢引用大量的典故,一方面他使得词本身每部分之间显得有点突兀,另一方面对于读者的要求也就更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辛词中饱含的那股爱国的深情都深深地留在了后世每一个人的内心之中。
柳永,苏轼,辛弃疾基本上可以看作宋词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尤其以前面两者尤为突出。当然词的发展演变,更深层次的原因要从社会形态领域去寻找,它不是一个人,一首词就能变化的,而是社会存在不断演变对于社会意识的刺激而逐渐形成的。柳永,苏轼所处的时代是北宋中期,这一时期,北宋前期的一些政策的作用逐渐体现,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他都开始影响到了社会的发展,政治层面,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同时真宗以来,科举的录取不断增加,因此在社会上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文的风气,使得词作的变化有了群众基础。同时在民间,市民阶级的兴起,商业的发展,都使得迫切的需要一种适应他们所需的社会意识出现满足这种需求,因此词曲逐渐走向了民间,走向了通俗。再次,这一时期,宋朝面临了辽,西夏,金乃至后期元的先后对峙,在政治和军事上,宋比之以往汉民族朝代更为的软弱。一方面这种对峙与冲突的形势,使得文人的创作上有了更为广阔的思路。另一方面,爱国词作自然不断的涌现出来,词作的词格品格不断提升,词作的创作意义就变得更为具体,精神内涵不断增强,从而符合这个时代的所需。
注:一般每个词人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有具体的词作概括,网上查。但是如果是分析词作要根据具体的词作作分析,比如柳永《望海潮》就是一篇豪放词,苏轼也有许多风格委婉的词,辛也是如此。还有如果是文学常识,最基础的自己看,词人除了说的这三个人,欧阳修,晏殊,姜夔,秦观,李清照,陆游,周邦彦,蒋捷等都是很重要的人物,至少要了解他们基本的风格和代表作。题材方面不外乎是离别呀,羁旅啊,思乡呀,对人生的思考,仕途不顺,人生不如意呀,还有爱国呀,身世浮萍,田园啊,收复失地呀之类的。差不多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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