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制度与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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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制度与人品

前阵子上海公寓大楼着火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普遍的关注和热议，人们纷纷开始追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悲剧？谁该为此承担责任？一个无证上岗的电焊工不慎点燃了可燃物，造成了上海11.15这场死亡50多人，失踪40余人的世界级火灾惨案。事发之后，这名电焊工及这家装修公司的包工头理所当然地要被拘。但是我们认真想想，上海大火真正的罪魁祸首难道就只是这些追求私利而偷工减料的工人和商人吗？难道我们该追究的不是背后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吗？

装饰行业吸纳了1800万工人就业，为什么无一例外地损害客户利益呢？难道是1800万个工人都是坏蛋吗？这不符合常识，正如一个国家出现普遍性的“腐败”，那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同理，装修管理制度一定出了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公寓大火”调查结果显示有两个原因，一是工程层层转包，二是工人违规操作。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人的利己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成坏人。而“工程转包”就是一个把好人变成坏人的坏制度，工程层层转包，而真正干活的工人拿得很少，并且底层工人得不到应有的培训，所以违规操作也不奇怪。家装公司和客户签合同后，在不知会客户的情况下，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转包给工头，工头继续抽成后转包给工人，最终落到工人手里的钱很少，那么工人潜意识就是 “把这个业务做大”，增加自己的收入，所以很自然地要求“增项”，甚至敲诈客户。甚至通过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给装饰工程留下隐患。因此，装修工程出现问题，并不是装修工人的人品本身很坏，专干损人利己的事，而是装修行业这个“工程转包”的制度压缩了底下工人获取利益的空间，而人都有利己倾向，这本无可厚非，当在不损人的情况下已无获利途径，那机会主义倾向作祟，他们就会干出损人利己的事情。因此，一个合理的好的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由以上这个例子引发了我对于制度与人品两者关系的更多思考。制度和人品到底哪个比较重要？我的理解是制度更重要，因为经济学认为人本身就具有利己倾向，经济人的利己是自然属性，是任何人都不能拒绝的。利已是中性的，本身无可厚非，高尚的人品有利于实现利己不损人；然而，若没有制度的约束，低劣人品就会导致损人利已和损人不利已现象的出现。人品是一种自律（自我约束），制度是一种他律（社会约束）。由于人的机会主义本性，制度更重要。

任何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人品好的人也不例外。人品好的人和人品


不好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可能采用的方式有差异，但是，人们采用什么方式或手段，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品德，它还取决于社会的制度环境。很多事实都表明制度具有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一个好的制度里，品行并不是很好的人也得好好干，否则，随时有可能被淘汰出局；在一个不好的制度里，品行较好的人也可能不好好干，在这个制度里，不好好干可能更有利。例如，有一家出租公司规定凡是乘客报失，那么司机就必须写检查、说明情况，理由是“没有尽到提醒义务”；而如果物品确实遗失在车内，则还要进行处罚，并且还要负责送还遗失物；而如果没有遗失在车内，那么就只是写检查——因为很多时候乘客也无法证明物品确实遗失在车上。这样一个规定出来后，司机们在车上捡到失物时，就会想反正都要写检查，如果承认了“罪过”更大，那么干脆就来个死不认账。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坏制度，它反而激励人们去做不好的事。本身这家出租车公司是想强调司机的提醒义务，但不应当将所有责任都算到司机头上。经济学假设，每个经济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在这种惩罚制度下，司机死不承认、不归还失物的做法反而对自己更有利，那么他们就会做出不承认的选择。事实上，对于乘客而言，他们在物品丢失后，更希望得到物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愿意为自己的无意过失和物品本身付出一定成本，如果司机承认，而且乘客愿意付出一定成本的话，那么司机也愿意将物品归还失主。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也是成立的：双方都付出了一定成本，都获取了一定收益，交易达成。但现在由司机单方面付出成本，而失主单方面获取收益，交易无法实现。而交易不实现本身减少了所有人的效用。因此，出租车公司应该采取的是归还奖励的制度，而不是惩罚制。奖励制度显然就会激励司机主动归还失物，因为归还失物对他们是有利的。这个事例中选择不承认、不归还失物的司机显然不是本身人品就很差，事实上这无关乎道德，而是利益的计算，人本身就是追求私利的，这无可厚非，因此关键是那制度的不合理。这就说明了制度的重要性，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也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样的事例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小到一个公司的制度，大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制度。有些日本人在日本国内是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的，到了中国照样闯红灯；近来又出现了大批进口奶粉出问题事件，为什么这些奶粉品牌在他们国内没出什么问题，出口到我国的奶粉就出问题了呢？出现这些事例，我们就应该想想是不是我们社会的某些制度存在问题。并不是日本人天生就比中国人素质高，并不是外国企业天生就比我国企业有道德，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闯红灯和生产劣质产品被处罚的概率较低，违规成本低，因此他们同样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所以，我们就应该反思了，为什么我们的制度没有起到很好的约束功能，是不是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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