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浩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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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天下

八十九年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有一个小女孩出生在湖南的湘江边的一处人家，因为是女儿身，所以教育对她来讲变成了奢望。但亲友们不舍这个孩子的资质，合力供她上学，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走最后念完大学，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女大学生。1949年国民党飞机降落在长沙，为了争取科技人才，劝说她说跟我们一起到台北，她拒绝了，她留在这片土地。建国之后1950年，她跟队北上，成为第一批和苏联专家共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而在11年之后，她又举家南迁到大西南，再次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这之后的故事并没有顺遂完美，她在工厂里工作，然后退休，然后国企改制，然后工资就这样成月成月地发不出来，她的晚年也颇为艰辛。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有时会抱怨，但抱怨完又快速地平静。我一直记得她的眼睛，那种饱含沧桑，却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光亮。后来我明白，这个是那一代人的眼睛，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把自己深深嵌入在这个国家成长的年轮里。这个人是我的外婆，对她而言，爱国就是怨着、爱着、守着、望着，就是无论我遭受怎么样的不如意和辛酸，我绝不撒手远离。对他们来说，也许那种情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但是她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便已经如血液一般成为她最真切的本能。

一百一十五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一笔12000美金的捐款。捐款人有这样一个要求，我要捐助一所汉学系，这个要求让校方颇为为难，因为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中国的研究机构需要多少人不知道，需要多少钱不知道，怎样发展不知道，如何规划不知道。不仅校方不知道，这个捐款人本身对此也知之甚少，他只是坚持，我要捐一个汉学系。捐款人没有念过书，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不了解子曰诗云，他不会知道兰亭隽永，可对他而言，他的愿望就这样朴实地扎在心里头，他要在北美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 1901年6月28日，他把他毕生的积蓄捐给哥伦比亚大学，于是在这所著名学府里设立了美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哲学和法律教育的科系，并以他的名字冠名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他在那封写给大学的信中写到，仅此奉上12000美金的捐款，以支持贵校中国学研究的基金，他在签名处写上这样几个字--A Chinese person，一个中国人。 这个人叫丁龙，广东劳工，终身未娶，他的一辈子便是生活在美国贵族的家中，他一世为仆，这样一个人被当做“猪仔”卖到美国，然后生命颠沛流离，可在心中却有一个顽强的愿望，那就是尽管自己过着那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但是却要让每一个积累下来的铜板最后完成，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在此处落地，让国家的文化根不断、脉不绝，让圣贤的教诲能够在美利坚传扬出去。他大概不知道，在今天如果富人做这等事，我们说他们是慈善，可若穷人做这等事，他便是圣贤。对于丁龙，爱国就是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四海飘香，能够光华永世。

在50年代，有一个老人半作调侃地说，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主要是因为在农村里晚上没有电。有人批评他说，你自己家里面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里头也没有电?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增速实在是太快了，这个速度达到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三十。他是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政策的学者，并把这个观念转换成某种政策主张。但怎耐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他的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判断是，人多就是力量。一位夫子，他站在这边，所有人都站在对面，他却说我虽已近八十，我自知寡不敌众，但面此状况也应当单枪匹马走出去，绝不像那种以力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批判屈服。在他写的一篇《北大之精神》的文章中他说，所谓北大精神，便是那种奉献牺牲的精神，便是贡献国家和社会，不计个人之利害，勇往直前。这个人叫马寅初，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经济学泰斗。对他而言，爱国就是坚守良知的批评，就是哪怕所有人站在那边，我凭良心我站在这边。苟立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爱国，对于我们每一个国民来说是一种身于斯长于斯的深刻情感，它自然在召唤，它神圣去皈依。它有时如小雨淅淅，有时如长河浩荡，它所滋育的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田，但对于国家，这份感情需要国家倍加珍惜。我们说，国民对国家只能全情付出，而国家对国民也应该有万般珍惜。这个社会的秩序应该仁义，道德应该公平，那些最闪亮的价值观，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因为只有这样，国民才会觉得对这个国家的爱可以永恒而卓远。我们今天说到何为爱国?爱国也许是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不管遭遇怎么样的波折他都永不放弃，可国家对他也不能放弃;我们今天说何为爱国，爱国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小种子，对华夏文化的那种眷恋铺央开来，让它散发世界，而国家要记住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历史中随便被淡忘;何为爱国，爱国是有的人坚持自己的良心采取批判的立场，而国家要珍视这样的赤子之心和国事情怀，要报以的是最大的宽容和开放的胸襟。各位，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我们和这块土地的生命关乎;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它需要地是吾国与吾民的共同努力方能最终彼此成全。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灿烂的那种爱国感情，一定是来自这两种伟大力量的交织，那便是--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而我们的祖国也深深地爱着我们。



我所研究的这个学科叫《冲突解决》。我们这个学科当中有一些小套路，其中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用一些具体的故事把各位带到一个特定情景当中。比方说，有一天你跟你的朋友在路上走，突然发现就在你们前面不远处你们同时发现有一百块钱，如果这是无主的财务可以自由分配的话，我问问各位，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第一种人他会说：“一百块钱也不多，跟朋友谈钱多尴尬啊。”假装自己看不见，忽略这个钱的存在，继续往前走。这种行事的风格我们把它叫回避型。第二种，你拼命的往前走，你快走两步，赶紧俯身把钱捡起来，揣自己兜里。你说“我先看见的”，这种人不特别在乎跟对方的关系而只在乎自身的利益。我们把这种人叫做竞争型。第三种，平常你是老好人，你特别在意跟别人的感受，所以你会说：“你说怎么分就怎么分吧，你拿大头我拿小头还不行吗。”这种行事风格，我们把它叫退让型。第四种，你说：“一百块钱，你拿五十我拿五十？你拿五十一我拿四十九？”你试图在两个观点当中往中间折中、往中间折中，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平衡点。以上这四种观点：回避、竞争、退让、妥协，我打赌，在座的各位听众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这四种当中的某一种类型。以上你们所选的可能这四种


当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最理想的，这最理想的类型应该叫：合作型。

合作型的人他不会忙着去分一百块钱，相反他会邀请你，邀请所有的跟他的对话对象参与进来说：“哎，我们要不要开开脑洞，集思广益，头脑风暴，来收集所有的遐思与想象，来判断一下，有没有任何一种可能能通过携手让这一百块钱发挥一百块以上的功用，能够让这一百块钱给我们积累超过一百的收益。”合作型的人，所关心的不是存量的划分，而是增量的创造；他所紧盯的不是眼前的现实，而是未来的可能。他会花最大的心力和你一起携手共赢，以实现把饼做大，而不是简单把饼分好。可遗憾的是，我们大部分人不会天然的具备所谓合作的心智模式。要真正看得到可能的未来这需要长期的训练，知识的浇灌，甚至别样的眼光。我们这个学科花很多时间就是希望帮助各位摆脱你原生态的那种天真与莽撞，而更成熟的能够携手并进向未来。

如果说在个人的层面我们能够证明，无论是在经验中还是在学历中携手能够创造更大的双赢。那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大，拉长，看到世界与国家的通接，也把这种通接看成另外的一种携手的话，他的结果又会是如何呢？

我们把时光调回到公元六、七世纪，在那个时间，欧洲西罗马帝国灭亡将近两百年。那个时候的欧洲，正在遭受所谓宗教裁判所的经营和破坏。西方，那个在今天依然领先的西方却正在遭遇所谓的无知、封闭、愚昧，受它们的困扰，以至于在那个所谓的黑暗时代里，沉沉不可终日。所以啊，即使是如此骄傲的西方，如果染上了夜郎自大，而与世界分割的毛病，也会痛苦不堪。

可若你生在那个时代，你恰好又有这个机缘能够跋涉重洋，来到我们神秘的东土，在这里进入我们这个国家的首都，你又会看见什么呢？策马、扬鞭、进城、缓行，你举目应该看到的，是所谓春城无处不飞花的迎面瑰丽；你所能体察到的，一定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普遍繁荣。你脚下踩的这条大街名唤作朱雀，它是整个这个国家首都的中心街道。它宽一百五十米，南北纵横五公里远。但在这个辽阔街道的两侧却被无比细腻而人性的设计了下水的通道和人行的步道。是的，一个灿烂尘世的细致部位，一定会让你觉得妥帖周详。

路上行人非常安顿、从容，商贾云集，车来攘往。因为在这里有来自东方的、西方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商人与货贸。大家都知道这座城是那传说中丝绸之路的起点。

你步行，临近大明宫，主掌外交的鸿胪寺官员出来迎接你，简单攀谈你就可以迅速判断他可以快速切换多国外语。闲谈中你知道这个城市当中的外国人已经快超过百分之三了。这个数字超过今天的北京。他其中有使节、有商人、有留学生、有学问僧，甚至那个国家的监察部长，他的国籍，乃是外国人。闲谈中你大概得知这个国家的总体人口快要超过8000万了！而整个欧洲若要积累到这样的一个人口规模，还要再花去800个光阴。

是的。这里是中国的首都，而这里同时是世界的心脏，他以源源不竭的力量和无比开放的胸襟让70多个国家在此相会，让各式各样的文明璀璨升华，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它所含具的那种雍容的高雅和那种开明的达观，即使让这个世界最远方的智者对东土也心向往之。

穆罕默德不是说吗：真理，即使远在中国，也当往求之。

这便是王维笔下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容颜。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要记住这个隆重的历史时间,这个时间叫：开元天宝。这座城市是唐都长安。 盛唐之所以是盛唐，在于它有这样的雅量、胸襟和力气，而让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自己携手。

在那里，可以有战士一骑绝尘豪迈于大漠边关；但同时可以有隐士，能够终南归隐与世事完全从容的辞别。在那里可以有家国天下的大我，所谓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但与此同时，也可以有自由放达的小我，所谓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难怪有学者说，唐代不是一个文化的堡垒，而是一个灿烂的文化群岛。难怪有学者说啊，唐代是我中华第一次把个人的繁荣与国家的强盛携手放到了一起。

如果话停在这，让我们把书关起来，把想象的翅膀暂时放弃，收起来那些对英雄主义的向往、对浪漫主义的追求、对世界主义的想象、对多元主义的崇拜，稍微回来，我们便可以感受到在当代之中国，随着国家越发展社会越进步，我们就会受到这样或者是那样观点的洗刷，而同时也逼迫我们来做重要的决断：是开放还是封闭，是携手还是独行。

携手不仅仅关乎手拉起手，而关乎眼光能不能看到更大的版图和更大的语境。

我深深的相信，携手的人他一定会散发出那种君子的风范。所谓予人玫瑰手有余香。而携手的国，它一定会有那种万千的气象，让我们真正的崇拜，以至于由衷的向往。

所以我想说，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应该相信携手共赢是可能的,我们应该鼓励国家携手共赢的愿景。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这样一种心智思考，不仅仅可以帮助你拉起旁人的手，更重要的是让你养育爱心、养育信任和养育格局。而这种爱心、信任与格局，将会变成一种内生性的力量，让你清醒，让你开明，它带领我们走向未来的抵达。

这种抵达不仅仅是抵达内心深处一个更好的自己，更是抵达一个多元璀璨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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