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的历史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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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的历史倾向

作者：暂无

来源：《新经济》 2014年第13期



陈清 熊飞

谈之经济，似乎同历史毫无瓜葛，只与当下有关。而说起经济史，就经济学专业的大部分学生也存在“不知魏晋，无论秦汉”的“世外”之感—— 不知“ 食货”为何物，亦不明晰“货殖”之用途。

谈之经济，似乎同历史毫无瓜葛，只与当下有关。而说起经济史，就经济学专业的大部分学生也存在“不知魏晋，无论秦汉”的“世外”之感——不知“食货”为何物，亦不明晰“货殖”之用途。反而对“ABC 理论”，某某之模型的认识和解析，兢兢业业，乐此不疲，广征近年数据，以从所引理论、模型之正当。笔者无意亦不够格检视经济学研究中的疲勚，只是将近来阅读社会经济史及经济史相关报刊书籍中的丁点感触以历史的视角，陈诸于此，无知无畏，望得指正。

正如有人说，在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经济学中，经济史并非“显学”；尤其在学风浮躁，急功近利之时，“治史”的确比较艰辛，其学术投入与成果产出也很难彰显“效益”。 正因如此，在追求投入和产出比率的情况下，经济史研究面临诸多困难——懂得经济学原理的常常缺失历史素养的视角，而懂得历史的又往往缺少经济学的训练。以至于，两科相连相望终究还是相叹。其中自然有近代学科分类所带来的畛域之分，但庆幸的是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并为解决该问题孜孜不懈。其中，当下值得注意的两份刊物：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另一份则是由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前者可视为是经济学者使用历史研究方法研究经济的的行动和成果，而后者则更多的显示了历史学者在经济学领域的努力和成就。

近代教育分科造成的现在学科的畛域之别，致使今日有识之士大呼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其实是对学科各守“三分地”自给自足，自娱自乐的慨然纠正。而就经济史言之，其字面之意便有经济与历史的相通相融，虽然经济史研究者，或见长于经济或擅长于历史，各有侧重，但是自民国以来经济史研究便形成了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民国时期，以陶希圣为首的“食货学派”最为代表。他们以《食货》杂志为阵地，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和社会形态进行研究和探讨。该学派（为了便于叙述和认识，姑且以派分别之）所持意见是适应于当时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试图从经济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社会演进的阶段。

但需要强调的是在“食货学派”之前，则有“中国第一份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陶孟和、汤象龙、梁方仲、吴晗等先后任主编 。该期刊于1937 年3 月第5 卷第1 期起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 。这个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大多认同，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部分而存在。

解放后，经济史研究因政治原因“社会经济”一度不能涉及“社会”方面，但经济史研究并未停滞而是在经济史料整理的过程中拓展。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研究的路径再一次唤醒，经济史领域的研究也“拨乱反正”，其中以梁方仲、傅衣凌、严中平、宓汝成、全汉昇（台湾）、汪敬虞、吴承明、厉以宁、李伯重等为代表的经济史研究巨擘，虽然他们大多以历史见长，但成绩斐然。而以经济出身的吴承明先生对经济史研究的观点，笔者颇有感触，先生认为，“经济史首先是史”，是“研究历史时期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以及运行的机制何效果”，并在此强调“经济史本来是社会经济史”。


并且指出“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经济学史一门历史学科” 。吴承明先生所持的“源流之说”是历史之于经济的最好诠释。吴先生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被誉为“创新理论”大师的约瑟夫熊彼特的选择不谋而合。

熊彼特，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其后移居美国，一直任教于哈佛大学。其代表作有：《经济发展理论》，《景气循环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经济分析史》。其中，《经济分析史》是熊彼特生命最后九年一直在从事的写作，遗憾的是该书尚未完成，便陨落。后经其妻整理遗稿而出版。

该书中有关经济史的论述可视为其在经济研究中对历史倾向的一种表述。为了更好的呈现其本来意思，将其表述摘录如下：

在上述基本学科中，经济史——是它造成了当前的事实，它也包括当前的事实——乃是最重要的。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 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当然，历史应该包括科学分工和专业化以来那些采用不同名称的学科，如史前记载与人种学（人类学）在内。

上面的论证有两个不祥的后果必须立即加以注意。第一、既然历史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虽然不是唯一的来源——同时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把这个问题哲学化并不能得出有价值的答案，但以详细的研究来求出一个答案将是我们最关切的事项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在下面各编介绍经济分析之前，首先都要对“时代精神”特别是每个时期的政治背景加以筒述的原因。第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史学家的技术好比是经济分析这辆大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从原始材料得来的知识，总难令人满意。

因此即使经济学家自己不是经济史学家，仅能阅读别人写的历史报告，他们也必须了解这些报告是怎样产生的，否则就不能评价其真正意义。

熊彼特最后所指出的“必须了解这些报告是怎样产生的，否则就不能评价其真正意义”，其实就是倡导经济学研究者为了理解“经济”的规律必须先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因此，当下的学科分别不应是将知识或者研究各餍畛域的理由。当然，在当今科系培养的情况，各科研究者各有所长，当在注重学科本位的条件下，用更新的视角、更宽广的视野融入自身的研究。

总之，如今作为显学的经济学，统计和理论在其作为研究和分析的重要途径的同时，不应该忽视和遗忘了先贤视之同等重要的“历史”分析。

（陈清：温州大学人文学院2012 级硕士研究生熊飞：广东省社科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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