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进路下的蒙古族科学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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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进路下的蒙古族科学文化观

文章认为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组织和结构，带来了诸多的议题和挑战，例如在种族和民族上占少数的群体，越来越要求社会对其自身的文化身份加以承认和支持。蒙古族公众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文化观，例如传统蒙医，挖掘和发展少数民族公众的科学文化观念，需要破除传统的二元科学知识观念，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探讨其价值和意义。



标签： 建构主义；蒙古族；科学文化

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组织和结构，带来了诸多的议题和挑战，例如在种族和民族上占少数的群体，越来越要求社会对其自身的文化身份加以承认和支持。蒙古族作为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其独特的科学文化观，且这种科学文化观又随着蒙古族的生活方式、生存状况以及外来科学文化观念的侵入而发生着改变，例如蒙古族的传统医学。



一、蒙古族传统的医学观

蒙古族是东亚的主要民族之一，我国是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区，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蒙古族人口已达到1000万，远超过蒙古共和国290万的全国人口总和。蒙古族及其先民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游牧生活。[1]在长期的游牧生活过程中，蒙古族公众逐渐积累和总结了一整套与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自身的身体状况相适应的身体救助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称为蒙古族医学（简称蒙医）。



蒙医在蒙古族的日常生活中曾经扮演着如同封建社会时期中原地区的中医般重要的地位，是蒙古族公众在身体出现症状后最先想到的诊疗方式。然而，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蒙古族公众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蒙古族公众的科学文化观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在生产方式方面，由过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转向为以农业生产或半农半牧的生产状态为主，定居式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替代传统畜牧业的主导地位；在医学方面，由过去以萨满教和蒙医共同主导的医疗救助方式转变为更多的接受中医、西医以及其他各类医学体系共存的状态，尤其是西医，更是成为当代医疗手段的主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蒙古族公众对于本民族的传统医学的理解和态度是怎样的？蒙医在当今的蒙古族生活中的生存现状如何？那些植根于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的民族医学文化是否还会影响蒙古族公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2]想要解答上述问题， 需要建立一个基本的分析立场，即，取消蒙医与西医二元对立的知识结构对比，将蒙医放在民族传统文化的语境（context）中进行分析。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地方性知识理论

就建构主义的定义而言，建构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各有其定义，在




方法论的意义上，建构主义是指他所讨论的科学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所共同持有的观点：“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是人类的产物，是使用特定时空的文化物质资源所制作出来的，而非仅对原先就已给定的自然秩序的揭示。”[3]使用“建构主义”一词来代表那些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流派，其中包括强纲领、社会建构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等这些概念。而戈林斯基之所以选择建构主义，是“因为这个词不是任何一个特殊学派惯用的术语，”也就不必参与到不同学派的争论之中。戈林斯基将相对主义视为方法论相对主义，即所有知识形式都应以同一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所有知识形式同等有效。由此，建构主义应被看作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一系列哲学原则，这种方法论关注的是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运用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探讨传统的科学哲学观就不难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一开始就把科学知识认定为普遍性的知识，把知识的抽象获得过程视为普遍化的历程。认为存在一种科学知识从地方性到普遍性的过程，最后的科学知识一定是普遍化的，这个过程被称为去地方性（delocalized）和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包括科学对象主题化，科学对象去地方化，科学目标非索引化三个方面。无论传统科学哲学是把知识看作活动还是体系，都是如此。而实验室在建构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仅仅在科学知识的诞生时发挥着发生学意义的作用，此后就作为一种去地方性情境而消失了。正是基于这被隐去的地方性情境，科学知识的标准化权威才得以建构。



包红梅关于蒙古族公众的蒙医文化的研究正是在拒斥科学标准化的前提下，在建构主义的立场下，通过田野调查方法解答了非西方科学语境下的蒙医的基本理论、诊疗实践、现状以及蒙古族公众对其的理解。



三、结论

在传统的科学文化观中，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关于客观世界的唯一正确的、确定可靠的知识体系，不仅被置于中心地位，而且还要否定和替代与其知识内容相左的其他知识体系。是否能满足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评价其他文化传统合理与否，进步与否的关键指标。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评价标准下，少数民族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承受着来自政治、经济、环境等各个方面的侵蚀，生存现状令人担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9%。[4]其中大约有 6000 万少数民族人口使用着本民族的语言，大约 3000万少数民族人口使用着本民族的文字，占比不到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5]借鉴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在更大的历史与境中开展非西方标准化下的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研究，可以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科学文化提供一种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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