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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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器官移植



[摘 要] 器官移植面临着种种伦理挑战,这种挑战与器官移植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密切相关。要规约这种技术理性必须将它置于医学目的的框架之下,必须对器官移植进行伦理确证和道德规约。“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的有效运转,可以充分实现公平、高效原则。

[关键词] 器官移植;生命伦理;医学目的;技术理性；器官分配协调管理机构；公平、高效原则。

现代社会是技术理性张扬的时代,技术理性因其巨大成功获得了社会的支持和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但这种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和忘乎所以,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种围绕工具与目的的伦理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必然要回溯到技术的目的,只有在技术目的的关照下,技术理性才不致迷失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和道德合理性。器官移植作为医学领域技术理性的一种展现方式,为拯救和改善人类生命和质量做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但在技术理性和医学目的的相互挤压下,器官移植也面临着诸多伦理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寻求能够驾驭和协调技术理性和医学目的的人文主义生命伦理。

一、 技术理性:面临伦理挑战的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是指在医学领域以拯救和改善人类生命和生存质量为目的、以手术为实现方式,将整个保持活力的供体器官移植到受体的医疗手段。现代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人类自身机理的神奇与奥秘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如此简单与平易,以至于到目前为止,除大脑以外,人类所有的脏器都能进行移植。然而器官移植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强行改变器官的自然属性,这种过度的技术依赖带来一系列的伦理质问。这些问题既包括同种器官移植的伦理质问,也包括异种器官移植的伦理质问。

二、 医学目的:作为医学本体实践方式的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技术作为医学技术理性的展现方式之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必须体现医学的目的,成为医学本体的实践方式。医学的目的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医学得以存在的最终依据。人类不断提高生命质量的需要促进医学不断发展,人的生命存在状态显现了医学的发展水平,人的生命是医学的最终目的。

器官移植特别是异种器官移植会产生一系列的伦理问题,但不管怎样,这种旨在提高人类的生命质量、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的理性技术应该获得人类的伦理认同。提高生命质量,改善生存状态是人类追求不舍的目标,器官移植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种有效方式,使人类不可能对这种技术理性断然否决。因此,如何在器官移植与人类的历史、社会属性之间获取协调的任务就宿命式地落到了生命伦理的肩头。既要避免器官移植的极端化导致人类与动物界之间界限的消解,以保证人类生命价值的尊严和意义,又要避免人类由于自身尊严与地位的维护而对这种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技术理性的无情否定,生命伦理在这一点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三、 生命伦理:器官移植的伦理确证与规制

在器官移植的各种具体操作技术中,异种器官移植是最受人类伦理原则质疑的,但这种质疑并不是带有敌意的刁难或者是保守顽固力的阻碍,它实质上是对器官移植技术本身的存在合理性的关怀。理解到这一层面,就为异种器官移植与人类生命价值之间提供了和解和融通的途径。实际上,这种途径是现实存在着的,这


就是生命伦理。器官移植作为技术理性而获得道德意义,因此,从技术理性通向生命伦理是一个必然的进化之途。同时,规制现代器官移植这一以人为目的的理性技术,还必须超越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传统,应以现实的反思代替盲目的批判,以建构的姿态代替对峙的锋芒。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07年5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已为我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家通过建立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开展人体器官捐赠的宣传、推动工作,确定人体器官移植预约者名单,组织协调人体器官的使用。”笔者认为,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的构建不仅是我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良性发展之必要前提,更是解决人体器官移植引发的系列伦理问题之需要。本文就“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的构建及其伦理学意义进行初步探讨。

器官移植是20世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是近代医学伟大的成就之一。它的应用体现了对生命健康的尊重，为患者解除了痛苦，延长了患者的生命，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据了解，目前欧美各国都有一个专门的、政府指定的机构或者委员会，负责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与调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我国目前还缺乏具备这一职能的器官分配协调管理机构以及网络体系，器官获得、分配以及手术实施均由医疗机构完成，部分医疗机构获取器官的途径和方式尚不规范。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审定专家工作组主任赵玉沛说，我国应探索建立器官捐献登记和分配的共享信息网络。通过社会宣传，改变人们的器官捐献的传统观念，弘扬人道主义互助精神，增加人体器官来源；提供便捷的器官捐献登记途径，方便公民自愿捐献器官，通过建立人体器官分配的共享信息网络，提高器官分配的公平性和利用效率。对人体器官的摘取、分配、使用等环节都要责任明晰、程序明确，确保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实施，严禁暗箱操作，及时堵塞漏洞。

目前我国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基本由医疗机构自己获取器官,各个医院为获得较高的人体器官移植成功率,便“各显神通”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器官,这样器官来源的安全性自然难以保证。而人体器官移植网络中登记在册的器官捐赠者,是在其自主和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经过严格的人体器官来源审查制度筛选出来的。通过对其来源审查的强化从根源上将那些通过买卖获取的器官拒绝于人体器官移植环节之外。

“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的有效运转,可以充分实现公平、高效原则。当前,移植器官的获取和分配由医疗机构自行负责,当地的供体一般只供应当地的医疗机构,如果没有合适的器官接受者就白白浪费掉。在《条例》公布之前,我国没有严格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准入制度,很多并不完全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也开展这类手术,医疗技术和设备的不完善都有可能造成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失败,同时意味着供体的浪费。然而,人体器官移植网络会定期对捐赠者的名单变化予以修订,而器官获取机构会在第一时间将捐赠者信息传递给共享网络,使器官从摘取到移植入受体的过程变得畅通无阻,同时通过各个子网络之间的信息交流,也使获取的器官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最终使器官的分配更加高效,保护了患者的利益。

近年来，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迅速，技术日趋成熟。由于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涉及医学、法学、伦理学及社会学等多层面的问题，不仅关系公民的健康，也关系社会的和谐，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人体器官移植这一造福人类的先进技术，正式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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