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中反思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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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蒙中反思启蒙

1919年，千万学子砸书奋起，无数工人罢工声援，五四运动春雷一声。当时的中国，宛如新生一般，上下被染了个通红，四处都是“我要革命”、“我要启蒙”的声音。当时的文坛，也涌现出一拨又一拨批判旧时代、启蒙新思潮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剧文学，无一例外穿上了“启蒙”的外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或者说识字的人，都沉浸在一种灰暗而后重生的快意中。作为启蒙领袖的鲁迅也不例外。但在短短几年后，当五四的浪潮退却，红色渐渐暗沉，当各阶层突然发现五四也许只是一场文人的游戏，其实对于民众觉醒、民族独立并无多大助推作用之后，文坛沉默了，鲁迅沉默了。在笔者看来，鲁迅面对着这孤寂、荒凉的文坛，心情必定是晦暗的，而也在此时沉淀并得到升华。他写下了散文诗集《野草》，当中最能体现对五四“启蒙”浪潮的反思的篇目，也许就是《死后》。 一方面，鲁迅作为当时文坛的一面大旗，毫无疑问是启蒙的领导者，作为领导者的他，要去启蒙青年人，打开他们的视野，向西方遥望；另一方面，鲁迅在去引导、去启蒙国人思考的过程中，也意识到了简单粗暴的五四启蒙的不足，可能是直译、照抄西方早前启蒙运动时期民主、科学的思想，也可能是空喊口号、文化积淀不足的失误。所以他同时，在五四后期的低潮中，也扮演了一个有预见性的先导的角色，在启蒙中反思启蒙。本文要评述的，主要是鲁迅后者的角色，即在散文诗《死后》中，如何体现出鲁迅在启蒙中反思启蒙。 “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开篇第一句，就是直白的叙述性文字，直截了当丝毫不铺陈，告诉读者，文中的“我”，即是一个死人的身份。读出来，让人不禁感觉背后一股寒意，诡异感立马萦绕心头。“我”曾经在死前有过这样的预想，肉身死了灵魂却没停下来。如“恐怖的利镞忽然穿透我的心”，出乎“我”的预料，这个预想竟然实现了，“我”在死后，被置在棺木里，肢体有感觉却不能移


动，冷眼旁观这个曾经待过的世界。听见喜鹊鸣叫，乌鸦低吟，躯体上蚂蚁、青蝇爬过，听见了死后人们或中性、或负面的议论，甚至连衣角都没有人帮忙抚平，最后包着草席就被两颗钉子，禁锢在棺材里。全篇的情节不算丰富，然而这个“我”的形象的设定，乍一看只是一个死人，再细察，则被赋予了超出了那个时代所应当有的思想深度的思维。在笔者看来，这个“我”，像极了五四低潮时期的鲁迅先生。他在所有人都沉默的低潮期喃喃自语，正如文中主人公的设定，在极其诡异的氛围里，如同画外音般的叙事。他憎恶一切人前人后两张脸的人，正如文中的“我”对道旁脚步声、巡警嫌恶的不齿。他想要呐喊，想要在低潮中挣扎，他渴望思想自由与民族独立，恰恰相反，如同文中的“我”的躯体被囚禁在棺木中一样，鲁迅的行动在孤苦无援的情况下，也显得尤为苍白，声嘶力竭却无半点回音，只得“躺在棺材里”，抽着水烟，在启蒙浪潮之后对启蒙本身的反思中，长叹一口气。 启蒙中反思启蒙，在散文诗《死后》中，也体现在对“死亡”这一话题的探讨上。在那之前的世俗文化里，乃至于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对“死亡”的探讨都显得有些过于浅薄。或过分美好不切实际，如古时长诗《孔雀东南飞》中，无缘的男女二人寻短后，双双化蝶，给死亡强加上了一个不真实的意象；或直接逃避，妄想着万寿无疆，如秦始皇命人苦练仙丹，一心痴想乞求延年益寿，拒绝面对人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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