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教育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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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启蒙教育的缺陷

一

引用西方的“圣人”(从卢梭到马克思)来“替自己有良心”。他们并不花心思去自己钻研学理(这样做风险太大，有可能一事无成)，而只是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找到了(或自以为找到了)就拿来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中。但这种“拿来”的现成的东西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仅仅是东挪西借来的别人的东西，一旦觉得不好用，还回去或是随手抛弃是迟早的事。这就是20世纪两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之所以未能深入人心、也未获得永久性的思想成主要原因。

二

中国20世纪启蒙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分不清康德所谓的“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和“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大致相当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涉及到公共舆论和思想传播的自由，“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则是用自己的理性来处理一切专属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上的事情。康德认为，前面这种自由应当是无限的，而后面这种自由却必须受到限制。他举例说，一个军官必须服从并执行上级的命令，但他同时有权以学者的眼光对这项命令的得失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个公民必须缴纳规定的税额，但他作为一个学者也可以抗议这一税法的不正当；一个牧师有义务按照教会的要求宣讲教义，但也有权利在其他场合作为学者表达自己对这种教义的批判。这种言和行的某种不一致对于一个法制社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个


学者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推行自己的理念，而置自己的社会义务于不顾，或者甚至把这种个人见解的实行就当做自己的义务，那就不仅不是促进启蒙，而且是阻碍启蒙了。对于康德的这种区分和限制，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他对现存制度的“妥协性”和对现实批判的“不彻底性”。就连黑格尔也嘲讽他:“我们在头脑里面和头脑上面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骚动；但是德国人的头脑，却仍然可以很安静地戴着睡帽，坐在那里，让思维自由地在内部进行活动。”[10]但启蒙其实与现存制度的变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只不过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而已。而且，正因为康德的启蒙思想与现实政治制度的变革拉开了距离，所以它比起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来要更加深刻，在人类思想启蒙的历程中发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反观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由于受中国传统“知行合一”观的影响，那些鼓吹启蒙思想的精英们几乎无一不想借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观念在现实社会中“解决问题”[11]，有种急功近利和政治实用主义的倾向。在这方面，五四的启蒙先驱者们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民族危亡确实是当时每个中国人所唯一能够考虑的头等大事。但是，时至80年代，启蒙精英们仍然怀着同样的心态去用过激的言词刺激大众的神经，极力造成某种轰动效应，而疏于反省政治层面底下更深层的文化心理问题和人性问题，这就是一种误导了。启蒙思想在他们那里除了具有清算以往的封建残余思想的功能以外(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更重要的功能还在于为当前的政策提供参考，为改革开放设计蓝图(在这方面他们一败涂地)。然而，启蒙


思想就其本质而言并不适合于后面这种运用，因为它骨子里是一种批判性的思想。启蒙精英当然希望当局能够放宽政策以获得言论上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正如康德对腓德烈大王的开明政策所描述的那样:“争辩吧，愿意争辩多少就争辩多少，愿意争辩什么就争辩什么；但要服从!”[12]然而，只要这种争辩的具体意见被吸收为国家的官方政策，它就立即失去其启蒙的意义，而成为了启蒙的潜在的批判对象。康德把启蒙理性提升为批判理性，也就是提升为自我批判的理性，正是启蒙的这一本质形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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