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年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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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年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本文主要探讨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问题。主要通过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比较，突显出知识分子转型后的不可忽视的特征。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相比，这一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其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已发生了巨大转变。



标签：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社会角色；社会地位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逐步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其社会角色与从事的职业已不再类同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涉猎了社会的各行各业。对于其社会地位，宏观上来说呈现一定的政治边缘现象，而在以知识



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在文化层次又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具有文化核心地位。



一、社会角色的转变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这一知识分子阶层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士居首位。但是到了晚清，社会动荡不安，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四民社会”的解体，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被彻底颠覆，他们失去了其安身立命之阶梯，无法像传统士大夫一样科举进仕来获得传统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功名，于是开始寻求其他的出路，在新形势下获取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角色，有的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威，或成为近代商业的经营者，有“绅商”之名，或靠打击其他派别迎合权力斗争之需，进而提高自身的地位。传统的知识分子发生了现代转型。



在传统中国，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士绅集教化、伦理、祭祀、宗教等一切社会职能与权力于一体，成为控制乡土社会的主要权威。但是到了20世纪，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生活方式和文化气息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新形势之下产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接受的教育已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学术，而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分子开始从事各种不同类型的职业，扮演着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角色。如政府官员 、商人、律师、记者等等，涉及到各行各业。在邓若华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一文中有明晰的调查。邓若华对民国后期常熟地区的18个乡的地方精英做过深入的调查，从其抽样调查表中，可以看出当时常熟这一地方知识精英的职业构成情况.这些知识分子有当地行政人员，教育文化工作者，医生、工商业者，外地行政人员，律师，记者、编辑、技术人员，地方武装首脑，人民团体领袖等等。从常熟这一地区知识分子职业情况折射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巨大转变。



二、社会地位的变化




晚清民国年间，对于转型后的知识分子，较之与传统士大夫，宏观地说，其社会地位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政治方面呈现出边缘化现象，游离于社会。而知识分子处于以知识是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他们有着传统的中国学识，又接受了西方的新式教育，学贯中西，因而具有相大的文化影响力，拥有文化核心地位。



士大夫阶级，在古代中华帝国，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枢纽，身兼二任，在朝廷辅佐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到的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科举制本具有“通上下”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的最重要政治含义就是士与其他三民的有机联系以及士代表其他三民参政议政以“通上下”，而科举制正是士与其他三民维持有机联系的主要渠道。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入朝为官，也可以留在乡野，在乡土担当要职，参与地方上的行政事务。传统的中国士绅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到城市做官。科举制上连官方之政教，下系着世人之耕读。传统的士大夫与其国家政治地方社会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然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道治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士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也就势必出现职业官吏。废除科举后，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也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传统官吏生成方式只剩“出将入相”一途。而民国官场泛滥，国无重心，中间主干之位空虚，于是给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边缘人提供了契机。使得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权势顺应而起。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它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而作为知识分子自身“当他们将传统的士挤到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实际上也促成了整个读书的边缘化”。



晚清以后两次学制的改革，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校的基本建制，知识分子改变了依附王权政治的历史，使得知识分子独立化。而现代知识分子接受新教育体制，“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可以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市没有联系，也可以与政治隔离。”现代知识分子大批城居，脱离乡土。在城市求学谋职定居，主要寄居于诸如上海、北京之类的大城市，其职业和身份呈现多元化：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不再参与地方事务，成为社会上脱离了根的游离分子。知识分子的独立使得他们失去了传统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治的内在的制度性联系，在政治方面呈现出边缘化现象，游离于社会。



科举的废除，书院、私塾等改为学堂，颁布新学制，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使完整的学校制度第一次确立。现代中国学制的建立，学校成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地。“由于学校掌握了知识生产的核心权力，又将这套文化标准推广到社会，通过对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培养，以现代的学统为网络，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精英网络，从而拥有了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权力。”新式学校的建立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空间和机会。西方文化知识传入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学识，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这大大改变了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识结构，知识分子不再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庙堂，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实践。他们创学会、 办报刊积极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所谓学会，是指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探讨




新思想、散播新知识并评论时政的自由结社。”现代知识分子通过成立各种学会、团体，以及办报刊杂志。透过这些传播媒介，他们能发挥极大的影响力。传统士大夫阶层信奉儒家文化，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着许多的共同感，而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与传统封建社会已有了根本性不同，接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缺乏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知识背景等等，一些社团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分裂成不同的团体，如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新潮社、改造派等等。知识分子团体的舆论影响和文化传播又主要靠报纸、杂志、书籍等传媒。诸如《申报》、《新闻报》等等。报刊、杂志、书籍等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知识分子精英把它们作为启蒙大众的重要媒介，进行着知识的传播、思想的启蒙。



现代社会是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是政治、文化等权力的来源。晚清民国年间，这些知识分子大多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学贯中西，有着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科学文化知识。所扮演的角色与从事的职业也有了很大的转变。由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他们在政治方面虽然呈现出一定的边缘现象，但是作为知识的生产者的知识分子在以知识为现代社会中心的体系中，与学校、学会、传媒的密切联系，使得他们拥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和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具有文化核心地位，呈现出这一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特色。



【参考文献】

［１］许纪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

［２］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页。

［３］张灏： 《思想与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４］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５］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



［６］李侃、李时岳、李德佂、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四月版。



［７］原方：《知识分子论》，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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