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上之私学与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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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上之私学与官学



所谓“官学”，就是由政府机关提倡之学问，由政府主办的学校中之学问；

所谓“私学”，即学者自己私人向社会传道讲堂，私家开门授徒，私人设立学校所成之学问。

官学主要是为满足从政府观点看来所需之学，而私学则是为满足一般社会之需要，与学者个人在学术上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要求而有。

从西方学术教育史上看：希腊之哲人讲学都是私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学院，亦是私人设立的学校。

在中国，夏、商、周之学校初皆属于政府，用以教贵族的子弟。故从中国教育史上看，似先有官学。从先秦诸子起，即渐有私家讲学。中国教育史上，凡新兴的有朝气的学术与教育，初皆是私学。但私学盛行到某一阶段、某种程度时，它便由政府要求成为官学。私学一旦成为官学，官府用它来考试，学术只成功名利禄之途，而讲学的人，亦非真心诚意的讲学。政府所能注意到的学术，只是合政府之现实需要的。

真正的学者与教育家，更加知道对全社会之历史文化之过去未来负责。故只以政府所需要之学术教育为标准，必失去教育学术之理想性。学术教育必须有由私人在社会提倡传播者，才能有活力有朝气，私学为官学之领导，而当其化为


官学后，即趋于衰落。

北京大学之学术曾占有的地位很高，那是赖其中之教授私人所办的杂志《新青年》、《新潮》等对广大社会的影响。

东南大学所办的杂志《学衡》也是私人资格来办的。但当杂志和创办杂志的这批人变成政治力量时，便失去了生气与活力，私学必当为官学之领导。

数千年之中国教育学术史看来，官学衰时，私学继起，以振兴。

“教育必生根于社会”、“必尊重私学精神，学术教育乃有活力”。中华教育史之振兴需要私学，需要自由之气息。引领世界社会之历史文化，不能重蹈私学化为官学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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