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张之洞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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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张之洞与日本

张之洞是晚清洋务派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举办洋务实业、力主推行新政之外,他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人物。在19世纪后半期,张之洞由清流健将至洋务大臣至“朝廷柱石”的过程正是日本由弱变强、从与中国建交发展为参与列强瓜分中国的过程。透过其对日策略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张在心态上由“轻日”到“惧日”、“恃日”的演变。可以说,张对日由轻视到畏惧到依赖的心态变化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地位逆转的写真。



标签：张之洞;日本;联日;仿日

张之洞是晚清洋务派的后期主要首领,20世纪初年力主推行新政的一位要员。他虽没有主持过清廷的对日本事务,但近代中日两国之间曲折而奇特的关系,在他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并呈现出别具特色的丰富内容。特别是张之洞对日策略的变化及其推行的近代化方案具有浓重的仿日色彩,我们应该以客观的、辨证的眼光去看待这位晚清政府要员。



一、一波三折的“联日”论者

张之洞自19世纪70年代在晚清政坛崭露头角,开始就与日本发生了某种关系。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不断,在日本进攻台湾,强占琉球时,中俄关于内陆的交涉也波澜迭起。清廷内部因此展开“防日尤亟”与“防俄为先”的大争论。时为司经局洗马的张之洞是“塞防”派中的一员。光绪五、六年间,面对西北边防危机,他先后11次上折,纵论“以夷制夷”,并且强调应“联日抗俄”。光绪六年七月,他在《谨陈海防事宜折》中提出“俄人远来专恃日本为后路,宜速与联络。”即联络日本以对付俄国。10月他还专门上《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主张在琉球与商务问题上多让于日本,以收“联唇齿之欢,孤俄人之党”的实效。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中又是一位坚决的抗日论者。日本的蓄意侵略激起了他作为儒臣“为社稷”的愤慨之情。清廷对日宣战后,两江总督张之洞一面加强沿江防务,一面派出防军北上参战。战局于中国不利,但议和之声四起。张竭力劝阻,“倭寇无故开衅,妄肆更求……贪狠狂悖。”“议和断不能成。”1895年3月26日,他致电总理衙门请代奏阻和议,“倭性凶狠,不同西洋,其祸岂堪设想”,“速向英、俄、德诸国恳切筹商,优与利益”。在张之洞影响下,反对签约议和之声纷起,至烟台换约时方止。此后,他还支持台民抗日,筹运银饷、武器,“台北饷械多出自湘师所助”。



甲午战争惊醒了中国人的自强梦,也改变了张之洞的对日观。他认为已跻身列强的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力能知欧洲列强所不能知,至欧洲列强所不能至”,因而具有比西方列强更大的威胁。为了抑制日本参与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张一改战争期间对日敌视态度,在外交上企图笼络日本,力倡“中日联交”。同时,由于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引起日本的不安,日政府为了扩大对华影响,开始避开亲俄势力,在地方实力派中寻找拉拢对象,时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当然是重要目标。主观和客观原因促成了张之洞“联日”策略的形成。






张之洞“联日”的另一表现是其对中日合作的拥护和提倡。1901年4月,日人长冈来鄂访张,转呈关于东三省开门通商的倡议。张认为中日“唇齿相依,利害与共,此议若成,便可维持东方数百年之局,”与其东三省为俄占领,不如中日共同开发,“让友邦享均占之利。”还主张以东三省为样板,先行试办,“果有成效,再行酌改数条,推行内地,”将中国的命运寄托在日本的身上。



除了甲午战争期间外,张之洞在对日策略上与李鸿章等人的警日、防日路线相异,一直是个“联日”论者。但早年的“远交近攻”的色彩很浓,且没被清廷所用。20年后,日本明治维新,振兴实业,国力雄厚。张后期的联日主张正是建立在对这种实力的畏惧心理与利用动机基础上的。不可否认,其督抚地位的维持某种程度上也是日、英势力支持的结果,这使他的“联日”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恃日”的色彩。这一点从他在东南互保时的表现及对中日合作开发东三省的倡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二、力行“仿日”的晚清要员

甲午之后,张之洞虽在外交上惧于日本的实力并采取了一种带有依赖色彩的联络策略,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停留在“恃日”上,而是着手追赶日本,在“欲强中国”的努力中汲取日本成功经验,实践一套“以日为师”的近代化纲领。



张之洞亲自主持洋务实践,始于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时,他的实业蓝图已初具框架。战后,张抛出了《吁请修备储才折》和《劝学篇》,在练兵、筑路、办学等方面言必称日本,且提出借鉴日本的经验。他认为中日国情相似,向日本学习比直接取法西方有利:“我径取东洋,力省效速,”“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并且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所以,学习日本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他将学习日本作为中国近代化必不可少的步骤并且大力提倡,使其近代化方案表现出强烈的“仿日”色彩。



从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中,张之洞认识到教育与人才培养在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人才之多,国势日盛”,因而在其实业的每部分都有人才培养。为此他创办了大量新式学堂,这些学校大多由日人担任顾问、教习,如两湖师范学堂、育婴学堂、湖北敬节学堂等,这些学校及其学制成为以后中国教育改革的样板,培养出的新式人才成为张在湖北开办“新政”中具有崭新气质的生力军。



张之洞还特别重视日语学习,把它视为“师事日本”的捷径。1898年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他奏称“奏为湖北自强学堂专课东西五国方言,为各种实学之初,以济实用而广译材”。在张所办学校中,日语都是必不可少的课目,甚至连幼稚园也不例外。



针对中国“京外大僚犹有谓洋人不能陆行者,有谓使馆、教堂既毁,洋人即从此绝迹者”的蒙昧状态,他提出“惟有广游历之一法”,而游历又以“遍游欧美日本为全功,而以先游日本为急务”,以“能考察其内政、外交、海陆军备、农工商各项实业及章程、办法为要义”。1902和1904年他曾派文武员67人赴日考察警务。






庚子之后,由于张之洞的“朝廷柱石”地位,他在湖广总督任内的近代化方案被推向全国,成为清廷“新政”的范本。1901年7月,张与刘坤一联衔上奏“变法自强疏”,认为“日本诸事虽仿西方,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删减变通者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并建议朝廷“应速派人观其实政、睹其实效、见其新器、求其新书,凡吏治、财政、学制、兵备,一一考询记录,携之回华,以供我之采择而仿行焉,开聪明而长志气,无过于此,无速于此”。史实表明,整个晚清“新政”都带有浓厚的“仿日”色彩,这是与张的努力分不开的,1903年张入京参与学制改革,制定了“壬寅”“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新学制的基础,并最终宣告科举制的崩溃。而这两个学制基本上是张从日本引进的,所以“本期的教育完全是日本式的教育”张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潮流,激发了时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热情,具有深刻的影响。



三、对日心态及其启示

19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侵略台湾、琉球,张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作出“联日”的选择,并非意识到日本正在强大,而是想利用日本共同防俄、抗俄:“俄人远来,专恃日本为后路……但是彼国(日本)中立,两不相助,俄势自阻”,语中隐含着一种“轻日”心态。在一份奏折中“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胜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对日的蔑视之情跃然纸上。就在士大夫轻日的时候,日本却在不断积蓄国力,将侵略朝鲜、中国列为对外发展的目标,1894年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日本凭借这种实力跻身列强,并成为中国最近、最大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再次作出“联日”的选择,既有对其实力的畏惧,又有“羁縻”的企图,还有依赖的动机,是一种“惧日”、“恃日”相混杂的心态。可以说,张对日由轻视到畏惧到依赖的心态变化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地位逆转的写真。



主动的外交是以强大国力为前提的。在近代中日两国曾面临着共同发奋图强、振兴国力的历史契机。但一个是实力日渐增强、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一个却是主权一次次丧失,外交一再被动,直至出现“媾和固丧权、结交尤肇祸”的局面。张甲午战后的“联交日本”、中日合作表象下的对日依赖一定程度上是晚清外交的必然结局。与日本相比,中国出现这一结局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士大夫昧于世界大势、一意轻视日本,沉湎于盲目自大之中,丧失了走向强国的时机。张之洞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朝廷大员们“轻日”心态的羁绊下,中国近代化的脚步远远地落后在日本身后,两国国际地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以日为师”、追赶日本是张之洞惊醒于甲午战争的一种选择。通过学日语、派遣留学、游历、引进技术、学制等,张之洞在其实业建设的各个层面都涂上了浓厚的“仿日”色彩,在晚清近代化历程中曾造成一种“耸动中外视听”的格局,具有很大的社会效应。但它因为姗姗来迟而没能填平中日之间的沟壑,张也没有实现追赶日本的愿望,最终为他的“仿日”方案孕育出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们所否定。张之洞“种瓜得豆”,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近代化进程曲折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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