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就是一个无限的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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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就是一个无限的书架

黄育海

2005年之前，谁敢说中国“土狼”，能掀翻贝塔斯曼这头“巨兽”?但资深出版人黄育海深信不疑。才出公司不久，这位贝塔斯曼咨询有限公司前业务发展总监、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前总编辑便将矛头直指老东家：一年时间，超越贝塔斯曼。

如今，坐在离员工不远的总裁办公室里，黄育海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其实去年九久的销售额就已经超过贝塔斯曼，今年的数据可能会超过他们50%左右。”

他还将九久与同时经营书籍、音像等业务的当当网、卓越网作了比较：“当当和卓越的总销售额大于我们，但我们对它们经营其他商品的份额不甚了解，仅就图书规模而言，我们三家之间相差不远。”

黄育海直接移植的是贝塔斯曼的模式，直接挑战的是贝塔斯曼，这家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但他的武器并不锐利：他只是更了解中国，更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与运行。

1984年，黄育海涉足出版业，书海打拼二十余年，“新人文论”、“现代著名作家作品全编系列”等影响深远的出版物见证了往昔岁月。

2003年，在贝塔斯曼开阔了眼界的黄育海，瞅到了贝塔斯曼的不足——不了解中国人的阅读兴趣、心理以及习惯，业务网络中出版权缺失，传媒业界高级人才匮乏等问题，也瞅到了自己的机会。他设想沿用贝塔斯曼的书友会俱乐部、电子商务BOL、会员连锁店中心模式，但完全抛弃开设地面书店的做法，将书店开到网上。

“我觉得网络书店的模式，正是中国最需要的模式。”黄育海谈到，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书店更是少得可怜。“一个一二十万人口的小县城可能只有一两家书店，并且新书很少，还有一部分盗版书。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一二十万人口的小县城没人读书。网络书店可以打破时空限制，让小城市甚至农村的农民都有购买他们所需图书的可能性。”在黄育海心目中，网络正是一个“无限的”书架。

2004年，吸收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文化部对外文化交流总公司等多家国家级文化单位，以及作家余秋雨、财经作家吴晓波等个人的资本，一个资金构成奇特的文化公司诞生了。黄育海吸纳会员的招数很简单——低价，他用最便宜的发送费、最低的购物免费发送门槛、最低价的促销，以及无会员义务承诺将一批批成员揽进书友会里。他知道中国人吃这套。每年约30万的新入会会员数、如今110万的会员总数，已经证明了他的判断。 他的定位很明确：抓住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即使是网上书店，我们也不想办成一个满足所有人需求的书店。”

财经作家吴晓波称黄育海为“中国出版界视力最差的人”，但他的职业嗅觉“却好像能嗅出很远”。从流通领域回溯上游出版，黄育海的梦想比一个书城更大：他认为中国是发行制约出版，如今，在九久读书人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里，他将尽量让图书相对健康地走向流通领域，与读者相见。

“这些年来，随着各种形态的购书形式的发展，中国图书销售业已经与传统的新华主宰时代有着巨大的变化，如民营书店、虚拟书店的崛起，新华书店的转型等。”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升国总结说

哪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记忆中没有街角那红色大字的“新华书店”，和书架上那伸手不可及的《安娜·卡列尼娜》?远远站在柜台外搜索那心仪已久的书，然后请柜台里的阿姨取下，放到你手中，摩挲良久，内心充满喜悦与感激?——如今孩子们四脚八叉地瘫在落地窗前，摇头晃脑地对着电脑点点鼠标，各种稀奇古怪的书就装满一箩筐。几天后，快递揣着一包书空降你家，该你付钱的时候了，问问孩子：他是否还记得自己买过什么。

人们为阅读造出了”浅阅读”、“读图时代”、“阅读率”等各种或眼花缭乱或危言耸听的名


词，而同时，人们购买图书的方式在悄然变化。“这些年来，随着各种形态的购书形式的发展，中国图书销售业已经与传统的新华主宰时代有着巨大的变化，如民营书店、虚拟书店的崛起，新华书店的转型等。”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升国总结说。 从原来“别无分店”的新华书店到新华书店与个性书店、书展、网络书店等多种渠道并行，在这块被切割的蛋糕上，你更愿意吃哪一块?

1978年的那个夏季，因为一套世界文学名著的出版而刻在许多读书人的记忆中。“当时我还在工厂做工。为了买书，我们就到杭州市新华书店门口排队。队伍很长很长，围着新华书店一周的四条横马路兜过去又兜回来。”那天晚上八点，现为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黄育海随身带了几张报纸，和其余上千人一起，在炎热的杭州大马路上坐了一夜。五点钟，书店开始发号，但他依然不敢放松，因为“人太多，凭号也要乱成一团的”。开店后，书店只开一扇门，“放出来几个人就放进去几个人，而且每人只能买三本书”。他记得，全国各地出现的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买书的现象，一直持续到1979年。

两百公里之外的上海，正在学校念书的止庵每周日“闻鸡起舞”，早早赶到新华书店门口等待。“时间一到，门一拉开，所有人往书店里跑，排队一直排到书店外。一上午书就卖完了。书店门口就像现在球场门口，有‘黄牛’倒书。”

经历了“文革”的“书荒”，深藏在读书人内心数十年的欲望一夕挣脱而出，瞬间汇成购书的洪流。“就像洪水蓄洪，突然开闸，社会需求量迅速放大。当时编辑出版发行体制还未开始改革，书店、出版社、编辑队伍有限，出书量较小，一下子造成了求知欲的井喷现象。”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徐雁不愿将这种“井喷现象”视为辉煌，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所谓辉煌“是社会精神反常的产物”，不可复制，更不应复制。

将自己称为“60后”的徐雁，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常去的购书地点是新华书店，但这种习惯自1992年之后便发生了改变。“过去我主要在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买书，后来比较经常光顾各地的文化学术人文书店、个性化的书店。到这些书店买书的命中率较高，用的时间比较少。”徐雁目前正在主持编撰《中国阅读通史》1949年到2000年的部分，他认为，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书店的转折之年。

1997年，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研究生的顾振涛苦于买书难，萌生了开办书店的想法。他和室友一合计，两人东拼西凑借来十万，在上海东北角一隅的国权路开出“鹿鸣书店”。复旦乃书香之地，学生们见此店名，多半能想起《诗经》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句子，明了这家书店开办初衷，是为寻求知音。而顾振涛的想法更简单，“就是觉得好玩，书弄进来后就不用干什么，等于是免费看书。”

当时，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周边的书店老大哥们运作已较为成熟。顾振涛从他们那里拷贝来“积分制”——购书九折，达到一定积分后可获得八五折的优惠。当年，这是复旦周围的最低折扣，完全是考虑到老师学生“钱有限，希望让利给他们”。

但事实不像顾振涛想象的那么简单。民营书店尚处于起步阶段，况且经营量小，要取信于出版社，何其困难?顾振涛只能一家一家地找出版社谈，并以先付款的方式进货，他承认，“压力确实比较大”。

当我们想到鹿鸣这样的书店时，往往无法忽略它身边的大学，它依托的人群——“本能地拒绝普罗大众的流动读物，经营种类纯粹，只出售文史哲学术研究读物”，这样的书店不可能面向大众，但它准确的定位、周到的服务却非常适用于以读书为业的人们。以至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远在哈佛，还感念其温情：“书店之品位也不在规模、装潢如何，而在书的品位;如果还有人情味，有鸿儒谈笑的快乐，那更属上上品了。这又让我念起在‘鹿鸣’消磨的时光。这样的所在，在哈佛，至少对我而言，还有待寻觅。”

几乎同一时期的上海，季风书园、明君书店、企鹅书店等民营书店纷纷开业。“民营书店成为中国书店的重要力量，并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书店。”徐升国列举了北京的风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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