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始于毛成于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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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始于毛成于邓”

摘要：毛泽东、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者，他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政方针，明确了社会主要矛盾，制订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成功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理论来源，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始于毛、成于邓”。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卡夫丁峡谷

薄一波同志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于毛，成于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理论。对此，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反映和代表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辉煌历史。 一：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打好良好的开端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2）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以及正确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3）明确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以上思想，在今天对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指导意义。

1、率先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在1953年开始的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许多方面主要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统计等方面，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经验。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率先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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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总结我国的经验，论述了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毛泽东"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理论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摆正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方向。

2、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

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阐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用专政的办法解决；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

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方针。在政治思想领域，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经济工领域，要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在科学文化领域，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些政策的提出对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如何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强调综合平衡，制定经济建设的总方针

毛泽东根据苏联的教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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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3][4]

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教训时，他提出安排国民经济一定要以农、轻、重为序。他在《读苏联〈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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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指出：“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从毛泽东对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三者关系变化的脉络：从以重、轻、农为序到以农、轻、重为序，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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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还落后。”“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商品生产的命题。“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7]

这指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提出了要破除姓“资”姓“社”的问题。1959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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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论断，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哲理，不断地教育着人们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早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但是最终未能在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上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功，在探索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四大难题：（1)党的中心工作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二元分割；（2）未处理好体制改革与十大关系的辩证；（3）未处理好计划与经济的关系；（4）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思想不断发展膨胀。但它在探索中取得的初步成果，对后来者，却具有基础性、铺垫性的作用，从内容上、理论品格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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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二 邓小平领导中国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

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总结和借鉴了国内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我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指明了道路，作出了贡献。

1 对外开放政策

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间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就越加融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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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现在的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把自己封闭起来，只能越来越落后。

邓小平同志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的一系列思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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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管理方法，经营方式”。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全方位对外开放，大胆地引进和利用外资，创办“三资”企业，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博采世界各国之长，补己之短，活跃了中国经济，短短十几年，中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不可能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只会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再过30年、50年、7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了，等到那一天，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发展得更加强大了，更不怕冲击社会主义主体经济了。

实践的发展，使我们日益坚定了对外开放步伐，并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纳入了党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2 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始终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管国际风云变化如何，不管历史环境怎样复杂，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告诫全党，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关键主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邓小平同志对此作出了科学回答，“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也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1958年—1978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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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要求的”。

邓小平在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上所持的片面僵化的认识，如动辄问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把它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发展生产力联系进来。邓小平也象列宁一样号召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不要局限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抽象争论，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最新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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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快一些，更高一些”。“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总结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否则，“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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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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