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互动论再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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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互动论再析

作者：邵麟巍

来源：《报刊荟萃（下）》2017年第02期

摘要：符号互动论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美国及西方社会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社会学理论在具体、深入了解符号互动论后可以总结出“五大理论”，在这一基础上配合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以及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可以建立其一个“符号互动理论·人的互动过程”模型，从这一模型并结合现实生活可以分析出符号互动论的精益。 关键词：社会生活；行为；意识；符号互动论 一、符号互动论重要思想简介

符号互动理论的源头是哲学与心理学，那时的研究主要以人的研究为主，研究人的自我意识和在社会中的角色问题；之后在库利的“镜中我”思想、托马斯的情景定义和情景分析思想、米德的符号互动思想三者的共同奠基下，符号互动论的基础思想得以建立，但那是都还没有“符号互动”这个名词。之后就是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与戈夫曼的“戏剧理论”。从贾春增先生《外国社会学史》中对符号互动论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符号互动论从诞生到健全几乎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心灵→自我→反思→社会我→互动→社会”。

心灵应该是脑活动的产物，它应该是任何一种生命体都具有的普遍产物。动物和植物为追求生存与繁衍应该也是一种心灵作用，我们称之为“本能”；但我们一样可以在人的身上看到这种本能的表现，只不过由于我们有可以自由使用的大脑，这个高度进化的器官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让我们从自然里了解到如何认识“符号”并赋予那些“符号”相应的意义或者是“解释”。其实，对于心灵的解释我们应该解释为“心智”，因为在中文解释中“心灵”代表所有生物都存在的而“心智”则限定于高等智慧生物，不过在英语中“mind”表示“心灵、心智”双重意义，因此对于两者的具体运用应该需要继续深入的研究。在之后的文章中，笔者选用“心智”一词。 由于人有了可以自由运用的大脑，因此产生心智，心智的产生就必然影响到个人对自我处在的情景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定位，当定位完成，“自我”这个本位角色就诞生，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对所处情景的实质分析与私人定义），自我就会孕育出“反思思想”，这也是之后互动的重要支柱。当“自我”摆脱幼稚阶段，完全的进入更大的情景的情况下，互动便开始了，如同上场的演员需要打扮一样，面具就已经带上，他人所见的绝非个性的自我，这时双方的分析都是对于“社会我”的分析，而“社会我”的产生与“自我”（也就是与个人的人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任何的“面具”都是个人通过心智而产生的。当互动上升到一个层次时（层次的界定与民族、文化、地域等多重因素相关），由社会大众都认同的行为、意识便会沉淀下来形成“共同行为”，而为了让“共同行为”得到保护，通常会将其用契约、道德等方式来进行规定，形成习惯、法律、文化等社会结构，由此产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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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中的符号互动

符号互动论的定名者——布鲁默，之所以将其定名为“符号互动”，就是因为他认为社会是人际间符号互动的结构，人类社会的最典型活动就是符号互动，接着他提出了这种互动不是按照“刺激-反应”的本能作用的，而是通过对对方行为做出自己的解释与定义，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的。这也就反映了符号互动论的主观性，重视心理层面的解释。

事实上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件最为简单的事情就能够看出布鲁默的思想有多么的正确。 在语言中我们可以体会，在同一语系中与文化中，即使语法、句型有不规范之处但并不会影响对话者了解语句的大体意义，但如果文化或语系稍有偏差，其意义可能就相差甚远了。在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误会”，哪怕是同一文化体系内的人相互互动都可能产生误解。那现在我们就对照“人的互动过程图”，一一的用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情况来解释。 （一）“心灵-自我”的过程

心智的产生是一个极为物质与实际的过程，由于人类的进化过程都是高度相似的，这也就意味着成熟标志的“生物人”，大脑的进化与开发过程是高度相似的（当然，精神疾病与某些外在因素干扰的情况要除外）。

虽然心灵的形成过程大同小异，但却会产生完全不相同的“自我”，这似乎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但真实的符号互动论却轻易的解释了这个问题——“情景”，也可以将其称之为“背景”或“环境”，之所以可换称是由于时间点的不同。让我们回到那个“蒙昧”的时代去，那时还没有完整意义的“社会”出现，人与动物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依旧遵循着自然与生物之间签订的“契约”。这个时候使用“环境”自然要比“情景”适当的多。从而影响了“自我”的产生，因为人与动物的本能中就有着“趋利避害”的基因，由此在不同的环境中思考同样的问题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而在当下，自然环境的影响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影响力开始减弱，而人所处在的社会环境则更多的影响着人们，这时使用“情景”自然比“环境”要适当的多。 （二）从“戴面具”到“社会我”与初级互动

米德提出儿童的“自我”是通过“嬉戏阶段”和“群体游戏阶段”逐步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互动便开始，但这样的互动十分的单纯，因为孩子总是在模仿他人，正如儿童游戏“过家家”一样。儿童扮演的“父亲、母亲”的角色都十分的鲜明，这是因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父母作为模本来扮演这个角色，但对于“孩子”这个角色来说，儿童总是十分模糊，因为这个角色就是他自己正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时“自我”尚未形成，所以我们在观察儿童玩这类的游戏时，总是争着扮演“父亲、母亲”，而极少有儿童自愿扮演“孩子”；但儿童却不会因为“不想扮演孩子”而讨厌“过家家”游戏，甚至会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极为相似的过程。

当“自我”形成后，情况则大为不同。由于互动的对象发生了改变，“模仿”就不太管用了，这时运用大脑思考，并根据经验来进行情景分析就使得人产生分离，面对与其利益纠葛极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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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情景的分析就仅仅局限在“亲人”这个范畴中，不必过分复杂，因此在家庭成员中成熟的儿女往往会与自己的爱人、父母去讨论一些他人的是非善恶，而极少在他人面前谈论这类的问题。这样“面具”就造好了，当人与他人（关系较为松散）进行互动时，根据对情景的分析与经验，就会在他人面前呈现自己认为在他人的思想中较为“合适”的一面，这就是“社会我”。 需要指出的是“自我”与“社会我”的形成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可能经历过无数次的初级互动甚至是互动才能产生，而影响的因素也颇为繁杂，不同的情景、人格差异、教育差异（经验差异）都可能对“自我”与“社会我”的产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并非是不可解释的，只要立足在科学、合理的运用经验知识和客观实际的研究方法，是可以避免陷入“轮回式”的误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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