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对和谐社会的目的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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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对和谐社会的目的论解析

文章解析了美籍德国犹太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社会和谐理论。弗洛姆把人类社会最终将达到新的和谐的思想上升到了目的论的高度。在他看来，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充分发挥人的力量以达到与自己的同类以及同自然界的最终的新的和谐正是人的最终目标;对于整体的人而言，在失去了原始的和谐之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属。



标签： 弗洛姆;和谐;社会;目的论

社会和谐有两种意谓，一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一是目的论意义上的和谐。后者是前者最高级、最稳定、最完满的状态。在社会学家看来，和谐意味着社会协调有序地良性运行。从这个角度上说，并非只有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才有和谐，哪怕是在等级制社会，和谐也是可能的。而在弗洛姆等思想家——主要包括他所称的各民族的先知——看来，和谐意味着人类的内部统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标志。在他看来，实现人的完满性，爱邻人，行正义，说实话，以及实现他潜在的可能性——一个上帝的形象，是人自身存在的目的，用神学术语来表述，生活的目标就是实现自我拯救。他说：“存在就是有机体特有力量的展现。所有有机体都有着一种把其特有的潜力展现出来的内在倾向。所以，可以把人生的目的理解成按照其本性的规律展现其力量。”[1]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充分发挥人的力量以达到与自己的同类以及同自然界的最终的新的和谐正是人的最终目标。对于整体的人而言，在失去了原始的和谐之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属。他坚信，“有一天人类将形成统一的社会，不再作为分离的群体而生活”。[2]



弗洛姆认为，梦的语言是人类每天晚上都讲的共同语言，是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及所有文化中的一种“通用语言”（universal language），是一种夜晚的语言，睡眠的语言，象征性的语言。其特征是，人们在梦中是自由、非理性和无意识的。“假如我们理解我们的梦，我们就能更多地理解我们自己与他人”。[3]在他看来，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以赛亚、阿摩司、何西阿、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凯查尔库阿特、穆罕默德、斯宾诺莎、卡尔·马克思、伯特兰·罗素等东西方的先知们——那些宣告各种观念并同时身体力行地履行这些观念的人关于人的统一的梦想就是人类的通用语言。



通过对先知们思想的概括、诠释及调和，弗洛姆把人类社会最终将达到新的和谐的思想上升到了目的论的高度。他指出，犹太先知关于“救世主”（messianic）时代的幻想或许是他们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这是一个关于人通过他的自我认识而得以拯救的幻想。救世主时期就是在伊甸园中施加于人的诅咒消失的时期。这个诅咒影响到人的身心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到两性之间的关系，还影响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其丧失了原始的和谐。先知们抱持的这种救世主的设想就是“要建立一种不仅是没有战争的新的和平，它要在个人之间、国家之间、两性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团结和谐的状态，一种正如先知们所讲的人不用学会害怕的状态”。[3]救世主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乐园状态的再造。在史前时期的初




期，在人们感受到自己与他人脱离之前，乐园的和谐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一种发展不充分的人和人和谐，纯朴的和谐，一种原始的史前统一的和谐。救世主时代是对这种和谐的一种恢复。但这只有在人们完全意识到历史上的自我之后才能实现。救世主时代并不表示历史的结束。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开端，因为在这个时期一切阻碍人成为完全的人的东西将被征服。”[3]“在先知们看来，历史是在人变成具有人性的人之际开始的。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人创造了自己及其同伴与自然的新的和谐关系，从而大大发展了他的思维能力和爱的能力。这种新的和谐被描述为‘末日’，即人与人、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历史时期的末日。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天堂。”[4]



他明确指出，达到新的和谐是人的目标，而救世主的形象则是新的和谐的象征。他在《被遗忘的语言》一书中写道：“人的目标又是什么呢？即再次和平以及和谐地与他的同胞、动物和土地共同生存。这种和谐与伊甸园中的和谐并不相同。只有人充分发展自己以便成为诚挚的人，只有他明白真理伸张正义，只有在他发展他的理性能力，以便自己从人的束缚及非理性热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他获得自由以后，才能回归这种和谐。这个观念的象征充满于这种先知的描述中。大地重新充满生机，刀剑被改成了犁锄，狮子和绵羊和平共处，世界上不再有战争，女人分娩时不必再忍受痛苦（古犹太法典），整个人类都因为爱与真理而团结在一起。这种新的和谐——达到这种和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标——由救世主的形象作为其象征。”[5]依据这种理论，他分析了安息日的象征意义：“‘工作’是人类同物质世界的交涉行为，它既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毁灭性的。而‘休息’指的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状态。人不必以任何方式改变自然，无论是要建立还是要毁灭它，甚至人们对自然界所做的最微小的改变都是对‘休息’的冒犯。安息日就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日，而工作就是对这种和谐的破坏。……安息日象征着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和谐。通过对工作的禁止——也就是说，通过避免参与自然和社会的变革过程，人就可以从自然和时间的锁链下解放出来，即使只有一天也是必要的”;[5]“安息日是对救世主时代的预言，而救世主的时代也被称为‘继起’的安息日。事实上安息日不仅是救世主时代的预先象征，也被认为是它的真正先驱。正如犹太法典中所说：‘如果所有的以色列人能够有一次真正地认识到安息日的重要性，那救世主就会降临了。’因此，是‘休息’，而不是‘工作’，与现代意义上的休闲有所不同。在休息的状态下，人类可以预知最终一定会实现的人类的自由状态。那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处于一种和平、和谐和互不干扰的状态。工作是矛盾和不和谐的象征，而休息则是尊严、和平和自由的表现”。[5]



他还认为，基督时代的先知传给西方人的宗教信条、人道主义、18世纪的启蒙哲学，“所有这些思想和运动都围绕着一个愿望：人，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能够把自己从贫困、无知和不公正中解放出来，人能够建立一个协调、和平以及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的社会。人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其自身的完善抱有一个目标和一种信念的思想，一向是西方思想中最特别的要素”。[6]在他看来，尽管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并在某些方面背离了救世主思想的精神，但它们都受到了它的深入影响。而救世主思想也正是他的和谐社会思想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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