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

2023-07-03 03:39:12 第一文档网 [ 字体：小中大 ] [ 阅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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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

摘要:自社会学创立之初,中国也随后积极地加入了社会学的学科研究行列中,并在当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由于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始终与世界的主流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国内三代社会学家努力提倡的“社会学本土化”愿望中,社会学真正的本土化标志应该在于理论的本土化。但目前中国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历史发展的境遇和学科理论发展的逻辑中寻找突破口,应是新时期我们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新路径。

标签: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路径;历史境遇;人性和社会情境

“社会学”一词自1838年孔德提出,迄今已经形成了普遍性共识的学科。社会学发源于欧洲,在知识的传承与学术积累的背后,欧洲的社会学理论仍具创新力和世界引导力,欧洲的学者仍然引领着世界社会学开创初的理论情怀。但在这股思潮对社会存有较大影响力的背后,仍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揣摩的问题。

自社会学创立之初,中国也随后积极地成为世界社会学的一极。在很大的程度上,学科的发展是与当时中国国情相匹配的。如果将严复1895年在天津《直报》发表的著名论文《原强》等文章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那么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形态:国外社会学理论引进、吸收、消化过程和综合、转换、创新过程[1]。在这两个形态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本土化”的倡导已经历经了三代学者们的努力和耕耘,它的概念也历经了“中国化”、“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2]三种形态的发展,但目前学界比较统一的用法还是较偏向于“本土化”。本土化其实是指吸收内、外的合理思想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3]。那么中国社会学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学中国化”运动是否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呢?其实,中国目前取得的各方面显著性成果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学已经在走本土化的路径,社会学真正的本土化标志应在于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发展出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雏形,这些成果在不同层面上有效、合理地解答了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以及学科发展的知识延续问题,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共识。但将中国的社会学与起步和发展差不多的美国社会学进行对比的话,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路径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重新思考或再反思的东西。

一、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发展的历史境遇对照

在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历史境遇上,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之间差别的话,20世纪初的美国社會学理论和中国社会学理论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两国都属于学科的后发展型国家。随着以后的学科实践发展,中国和美国各自都拥有自己的本土化理论路径,并且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境遇阶段。在此,我们可以采取“差序时间划分”,将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各自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中期和后期(如下表所示)。

在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初期,中国是从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的著名论文《原强》等文章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结束于新中国社会学学科制度的取消;中期始于1979年后的恢复重建到2009年前社会学理论的反思;后期以2009年后的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反思角逐期为起始标志。相应地,美国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初期则是从萨姆纳1876年在耶鲁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始[4],结束于1937年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抬头;中期阶段开始于“帕森斯时代”和“反帕森斯时代”,结束于1980年的综合理论潮流;后期以1980年的社会学理论重返欧洲、美国进入社会学理论角逐期的事实为起始标志。

进行这样的划分就是为了更好地将中国的社会学理论路径与美国的社会学理论路径进行对照,明晰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趋向。在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初期,中国和美国拥有一些理论本土化的共性:(1)双方都没有自身的学科理论传统,依靠的是外部社会学理论思想的引介;(2)双方都将社会学理论看做是一门描述和解释社会问题的新视角知识,美国将它视为“自由竞争的新美国最有力的理论基础”,而中国则将它看成是“变革图强”的精神向导;(3)双方都倡导将社会学理论进行本土化。双方虽然有某种共性,但由于各自的人性和社会情境差异,在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初期出现了第一个质的分歧,那就是中国走的是相对的广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路径,而美国走的是相对的狭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路径。双方初期的“相对”主要针对的是各自都没有脱离世界其他社会学理论范围层次的借鉴、吸收和运用。美国社会学理论相对狭义的本土化时期,指的是美国更多地将焦点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变速期的内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上,注重经验性的研究。这种狭义的本土化被限制在一些更新过快的社会现象或社会潮流中,而并没有将自身的理论发展置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去重塑自身的特色。而中国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学者内心不仅承负着对社会现象的关怀,还受着国外的资金资助压力,这种本土化路径更多的是在内外双重情境的压力下进行的[5]。中国的社会学前辈们在这种社会学的发展之初走的是与美国社会学初期完全相反的路线:积极遵循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主潮流,以关注普世性的人性和社会情境为核心。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如陈达的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理论、吴景超的都市发展理论和孙本文的社会学学科体系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等”[6]。

在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中期,中国和美国更多的是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中国社会学内在中断的压力作用相关。双方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美国的社会学理论本土化一直保持着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发展道路被迫中止了将近30年;(2)美国的社会学理论由于“二战”的环境引致,注入了更多的世界性社会学思想传统,形成了思想上的大融汇,而中国的社会学由于重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国外的理论发展和社会现实的再挖掘;(3)美国的社会学理论形成了多样性的本土化理论,能够进行学术上的对话,而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只不过相应地出现了些理论雏形,发展还不平衡[7]。由于各自的人性和社会情境差异,双方在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中期出现了第二个质的分歧:美国走的是相对的广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路径,而中国走的是相对的狭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路径。其中的相对仍然指的是双方没有脱离世界社会学大背景的联系。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们认识到自身本土化的局限性,

于是将理论的目光转向欧洲(主要是英、法、德)的思想家们。美国学者在先前经验研究积累的理论基础上,综合国外学者带来的思想,构建出了颇有影响力的理论,如结构功能论、冲突论等,然后在理论的指导性基础上解释社会问题,推展理论,从而形成了美国的社会学理论独霸地位。而中国初期的相对广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路径被学科的取消中断,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与世界潮流脱节,导致重建后的人性和社会情境的问题需要投入前期的基础工作去积累,许多基础工作需要去完成,社会学理论思想需要及时地补课,从而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反思与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被迫进入了相对狭义的本土化路径。但在这一阶段,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建立在人性和社会共同的情境范畴内,还是取得了比较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雏形,如郑杭生等的社会运行论,孙立平等的断裂中的社会实践论,刘少杰等的感性选择论,谢立中等的话语分析建构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