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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海斯勒和我的江城
十多年后,彼得・海斯勒又回到了涪陵,这座位于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城市,并为《国家地理》三月刊撰写了《重返江城》。1996-1998年,作为志愿者的彼得・海斯勒曾在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教英文。在这个美国人的笔下,十多年前的涪陵深居内陆,远未沐浴到市场经济的春风,思想封闭、观念保守,他的学生们――大部分来自贫穷的山区――却格外珍惜仅有的两个外国老师,对遥远的世界充满好奇。 《江城》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亚当)在他的文化课上,涉及到了人口问题,而我们想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在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喝当地啤酒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公开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人敢于反对――但你可以自由地讨论美国。所以那个题目就来了:美国应该采取法律,限制大多数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
彼得・海斯勒到涪陵支教的时候,我正在我的县城念初中,那是涪陵乌江上游最多150公里的一个县城。彼时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轮船,所以这150公里几乎是整整一个白天的距离,每一艘前往重庆的轮船都会在涪陵的码头停上几个小时,夜里再起航,以便第二天天亮正好抵达重庆。所以每一次到重庆,都会搭送给涪陵几个小时,那是从山里出来遇见的第一座“大城市”。
“大城市”迎接我的是从码头伸向市中心的无尽天梯,特别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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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只有几岁的时候,那天梯简直令人眩晕。天梯的那边有百货公司,我记得我最早的合金小车是在那里买的,两个,从整版的盒子里抠出两个来,爸爸付钱。我记得做工还不错,后来合金小车在县城也流行开来。涪陵好像还有个动物园,不记得里面有谁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轮船停靠涪陵的几个小时里留下的记忆。涪陵从来不是目的地,只是路过。高速公路通车以后,很多年,连路过涪陵都没有了。涪陵是个熟悉的地名,陌生的城市。
当彼得・海斯勒在《江城》里记述他的90年代涪陵时,正好和我的时空交集,我熟悉那气候、熟悉那地形、熟悉那饮食、也熟悉那方言、甚至他支教的“涪师专”在早些年的县城里就像是高等学府的代名词,念幼儿园、学前班、小学、中学,不知有多少“涪师专”的毕业生成为我的老师。 所以在《江城》里,尽是那些我熟悉的元素,拼贴出的却是彼得・海斯勒心中90年代的中国小城,混乱、狡黠、迷失、荒诞,但也友善、温情、被动地在改变。那时候,这座库区里的城市即将迎来的最大改变,莫过于三峡工程的兴建。
大坝对于那些不幸住在河岸两侧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即便他们也不会去惹什么麻烦。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已经因他们的历史而变强韧了,在涪陵这么偏远的地方尤其如此。所有触及这城市的重大变化都是从其他什么地方来的―――太平天国的战士从东边儿来,国民党从南京而来,共产党的起始于北方,顺着长江的河谷而至。三线工程来了又走了,横扫一切。在最近的几年里,新鲜诱人的产品沿着长江,由重庆顺流而下,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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