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艺术与大众关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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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艺术与大众关系论

作者：赵维维

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年第02期

摘 要：五四以来，艺术与大众关系的讨论不胜枚举，讨论结果大都见仁见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消费时代为这一关系再次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艺术与大众关系的讨论从而凸显出新的意义。本文将从历史与学理两个层面细致梳理、讨论艺术与大众的关系，并对当下艺术界一味非难大众艺术现状进行质疑与分析。 关键词：艺术；大众；关系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278-01

“艺术究竟是大众的，还是小众的？……当资本与艺术走到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似乎就成为了一个伪命题。”消费时代的来临，一方面艺术品价格屡创新高；一方面各种艺术复制品、衍生品无形中拉近了人们心中仅用来欣赏、收藏的艺术与大众的距离。艺术与大众可谓是若即若离。那么它们有没有关系？是否应该有关系？曾经笔者迷惑不解而求师，一位年轻学者认为艺术与大众没有关系，年长学者回答则是它们的关系问题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经解决。显然，不同的历史时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一、历史层面的关系变迁梳理

艺术与大众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此之前，它们的关系相对明晰。原始社会时期，被我们现在称之为“艺术”的器物，壁画等等，它们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制作它们的就是我们普通大众，艺术与大众是一种共生关系。随着社会的分工，艺术逐渐被帝王文化和仕人文化所掌控，文人士大夫们既是艺术话语的主体，也是艺术的审美主体，他们关照自己的内心来生产艺术，然后消费艺术，从而筑起了与大众的高高的块垒。这样一个艺术生态在上世纪之前都相对稳定。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的动荡，政治文化精英们站在救亡图存的高度提出并发起了美术革命，主张平民艺术代替贵族艺术，让艺术成为平民的精神食粮。抗日战争的爆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把文艺大众化提高到了一个政治的高度，艺术要为人民，为什么样的人民，怎样为人民，毛泽东都做了具体阐述。这条彻底的艺术大众化路线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的艺术中。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吹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成果，并带来了令知识分子应接不暇的艺术思想观念，信息的反差与震撼让艺术工作者不甚迷惑，面对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双重压力，当代艺术在中国横空出世。伴随创作氛围的日益宽容自由，艺术面貌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自此艺术与大众的关系陷入扑朔迷离的状态。一方面，当代艺术的内容形式上对大众生活的借鉴，呈现出一种表面大众化的趋势；一方面，当代艺术的抽象化、观念化、繁杂化，艺术世界鱼龙混杂，大众对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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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从迷惑走向排斥。民主的大众社会崛起，消费时代的到来，市场与消费文化不断冲击现有文化艺术生态，大众文化重新崛起，精英文化统治地位的消失，大众与艺术呈现出一种新的亲密关系。

二、学理层面的内在联系分析

从艺术本体的角度来谈，艺术最本质的元素不会改变。苏珊朗格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家个人感情的抒发不是无节制的随意的，如一个婴儿的哭声，她是一种个人情感的表现，但不能把它当做是艺术。只有当艺术家的个人情感以某种方式同“人类情感”相沟通时，才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艺术中“人类情感”的存在，使艺术与大众存在一种天然的内在的联系，使艺术与大众的交流成为可能。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谈，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总会预设自己潜在观众的存在，当代精英艺术家的创作更是以实验性为标志，而实验的成功则以获得绝大多数的观众为标准。詹森在《艺术家与他的公众》中就说：“艺术家创作也不是为了自我满足，……希冀受别人的赞赏是驱使他创作的第一动力，而创作过程也只有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时才告完成。”康德也说“对普遍可传达性的关注是一种每个人都期待并希望从每个其他人那儿得到的东西。”精英艺术作为高水平艺术的代名词，它的作品更是应有接受美学中的“召唤结构”。而构成“召唤结构”的基础是采用一定的媒介，通过一种可交流的语言方式。这种媒介与语言方式又是时代提供的，它与观众在某种程度上是共通的。艺术家必须建立这样一种召唤结构：大众在某种程度上无力以媒介表达但是却能够领悟的东西。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艺术的社会性也是其自身得以生存的条件。一味求新求异的艺术必然遁入象牙塔，成为一种疯狂的自言自语，人们要么冷漠要么嘲笑，“孤立的与生活不再发生关系的艺术作品，不管他如何迷人，总要成为一件无用的玩具，注定会失去它的人文价值。”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学》中谈到，文艺创作首先面向接受者，然后才是面向文艺史，如果反过来必定面临生存危机。“为艺术而艺术”恰恰也是一种急功近利，妄图逃过受众这一环而直接进入文艺史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三、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现状质疑

孙振华在《在艺术的背后》中提出“面对中国最庞大的社会群体，当代艺术的无作为在某种程度上让它的文化身份收到了质疑。”当代精英艺术脱离大众已经成为诸多学者的批评所指。面对大众文化重新崛起，精英文化统治地位的消失的现状，一方面部分精英们不断斥责大众艺术的低俗，并把其统治地位消失的原因归于大众文化的挤兑；一方面极度精英化，让艺术极端的天才化，以此作为精英的标榜以及对大众文化的反叛。为什么没有反思？笔者认为这与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有着很大程度的联系：以自我为中心，批判思维针对别人而不针对自己，总以一种领袖的视角在看大众，认为大众是愚昧不开化，比自己低等的群组等等。俯视的确能看得远，但只有平视才能看到、体会到真情，而只有真情才是艺术的灵魂。一味的精英化，鄙视大众，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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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精英艺术自省，笔者亦欲为大众艺术正名。在某种意义上，大众艺术所具有的价值意义与精英艺术相比毫不逊色。大众艺术的娱乐性——突破了传统的无功利、远距离关照的审美方式，使艺术与大众更加亲近。且适当的娱乐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条替代满足与发泄的途径，使人在紧张的环境中保持精神生活的平衡。大众艺术的技术性——艺术品的可复制性。新的接受方式使大众更加方便、亲近地接触艺术，不失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种方式。大众艺术的包容性——它面向的是绝大多数的大众，亦包括精英知识分子。正如本雅明所说，受众和艺术的关系，从最落后状态，例如面对毕加索的作品，一跃而为最进步的状态，例如面对卓别林的电影，艺术以崭新的亲和面孔回到了大众的生活之中。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参考文献：

[1]朱立元著.接受美学[M].上海人民人民出版社，1989.

[2]佟景韩、易英主编.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造型艺术美学卷[M].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 [3]阿诺德·汤因比著.历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阿诺德·豪泽尔著.艺术社会学[M].学林出版社，1987. [5]孙振华著.孙振华在艺术的背后[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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