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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
梁启超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可见,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
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
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梁先生还指出:“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亦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在此梁先生举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创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又以《宋神宗实录》为例,其“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梁先生由此而叹曰:“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亦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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