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雅”词学观对清代词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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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雅”词学观对清代词论的影响

作者：尚慧萍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第06期

【摘要】宋代词论中建立的“骚雅”词学观,不仅对词的文学精神和审美取向提出了要求,还体现了正统文学及文化传统对于词体创作和词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其丰富的理论内涵体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以尊体为核心的清代词学理论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发挥,对清代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骚雅 词学理论 清代词坛

词作为一种通俗文艺,产生之初,其世俗的情感内容与娱宾应歌的功用都受到儒家正统文化的鄙弃,然而词的独特魅力又吸引众多士大夫文人参与创作。创作主体鄙之又好之的矛盾心理使词必然走上改造革新以适应大雅之堂需要的道路。南渡初期鮦阳居士在其《复雅歌词序略》中提出“韫骚雅之趣”的论词要求,开启了儒学对词学从消极摒弃到积极导向的历史,结合其《复雅歌词》的词评,可以明确他的“骚雅”词论实质就是要实现词体地位及思想价值在正统文化视野中的提升。“骚雅”在宋末元初词人张炎所著的《词源》中作为词学审美范畴出现,把儒家诗教观内化到了词体审美内蕴之中,要求词承继骚体文学幽怨隐恻、委曲难道的情感内容,在审美情趣上融汇儒道两家的美学观念,既要求雅正又追求高雅,即在坚持词长于言情、要眇宜修的本位特征基础上对词的文学精神及美学品位提出诗化要求。这一词学观的形成既是对南宋中后期词坛创作普遍艺术特征的总结,也是文学乃至文化传统对词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骚雅”范畴的理论价值还体现对清代词坛的深刻影响上。 清代词论概述

清代是词的复兴时期,也是词学批评的中兴时期。词坛流派纷立,先后有阳羡、浙西、常州诸派主盟,各派都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宗旨,论词专著也大量出现,词学研究在对前代词论的反思和重构中更趋系统和完善。清代众多的理论专文和著作中,论词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以《诗》《骚》为词之远祖来推崇词体。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语:“今谓词亦道性情,即上薄风骚之意”,沈祥龙《论词随笔》云:“词者,诗之余,当发乎情,止乎礼义。……《离骚》之旨,即词旨也”……在这些上溯诗骚的尊体观念中,有的仅是要改变词的附庸状况,争得与诗平起平坐的独立地位,但更多的已包含有对词的思想内容和表情达意方面的要求。

远承诗骚之旨是词坛各流派论词的共同旨归,阳羡陈维崧要求词应“有《国风》美人,《离骚》香草之志意,优柔以涵濡之”;浙西朱彝尊认为作词要“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常州张惠言也主张词要继承“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三家以诗骚论词都是既有推尊词体之意旨,更有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的要求。虽然各派的宗师和理论观点各异,如阳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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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苏辛之豪宕,浙西崇尚姜张之醇雅,常州则倡扬温、周之深美,但在论及词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时似乎趋于一致,都要求词要或“涵濡”或寄寓诗骚之“志意”,只是阳羡更偏重于诗骚的内涵,而浙西与常州更强调比兴婉曲达意的创作方法。“骚雅”在清代词论中反复出现,不少是与这种尊体观念相关的。

清代词论中,“骚雅”作为一个审美范畴被广泛运用于对历朝词人词作的评说中,其中多被用于评论姜夔及张炎等南宋中后期词人,如《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南宋词人姜白石外,唯张玉田能以翻笔、侧笔取胜,其章法俱超,清虚骚雅,可谓脱尽蹊径,自成一家,迄今读中诸阕,一气卷舒,不可方物,信乎其为山中白云也。”陈廷焯评史惟圆《一萼红·桃花夫人庙》云:“清虚骚雅,用意忠厚”等,意义上虽不可深究是否与张炎所提尽相一致,但“骚雅”作为一审美范畴被清代词论家广泛接受并运用的现象是无可置疑的。

“古人论词,无过玉田”,对集宋词学理论之大成的《词源》的继承发挥是清代词论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张炎的“骚雅”词学观对清代词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浙西词派主要观点

浙西词派可以说是最直接继承张炎词学主张的词人群体,崇尚醇雅,宗法南宋,推尊姜张是他们的论词宗旨。所谓醇雅,汪森《词综序》阐述道:“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雅”,即以姜夔试力典范,要求句琢字炼,纠矫“俚”“伉”两失。在这种理论倡导下,浙派词人纷纷把姜张词的托物起兴、借景抒情、朦胧迷离、含蓄醇厚的词风奉为楷模,“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这样的回波荡响与当时的文化氛围相关,也是“骚雅”词学观生命力的再现。浙西所倡“醇雅”的主旨一方面要求罚“通于离骚、变雅之义”,一方面又要不俚不伉,“去陈言”,拔“流给”,句琢字炼,即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两方面的要求,但事实上更侧重于后者的论述。浙派词人词作多注重形式上对姜张的追摹,前中期朱彝尊、厉鹗等大词家尚能文质相煊,而众多浙派词作都有内质空泛的毛病,“醇雅”较之“骚雅”丧失了“骚”的情感意趣。郭麟曾就此评论:“倚声家以姜张为宗,然必得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情,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近人莫不宗法雅词,厌弃浮艳,然多为可解不可解之语,借面装头,口吟舌言,令人求其意旨而不得”。这段对浙西末流词人宗法姜张“清空”“骚雅”词风而拟表弃里严重弊病的批评,实际上揭示了“骚雅”词作以情感内蕴为首要条件的审美特征,真情实感而后处之以适宜的艺术形式,才是真正继承姜张的“骚雅”词风。浙西“醇雅”词学观是对张炎“骚雅”词论的继承和发展,尤其在言情不俚,使事不伉,追求含蓄节制,温雅中和的风格方面是一脉相承的,浙派理论在清初词坛风靡了百余年,可见这种词学主张体现了词体特性的要求,适应了当时文人的审美趣味。 常州词派的词学观

常州词派对“骚雅”词学观也颇有阐发。陈衍《石遗室诗话》把常州派的核心理论“意内言外”说与“骚雅”结合在一起:“词者,‘意内而外也’,意内者骚,言外者雅,苟无悱侧幽隐不能自道之情,感物而发,是谓不骚;发而不有动宕宏约之词,是谓不雅。”“意内言外”说是常州派领袖张惠言于《词选序》中提出的。张惠言以儒家诗教为理论基础,要求诗词并重,使词承载起政治教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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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功能,其主旨是要强调加深作品的立意,丰富作品的思想内涵。据《词选序》及《词选》笺释可知,张惠言所谓的“意”是“贤人君子幽约不能自言之情”,主要是“感士不遇”和“忠爱之忱”。“言”,简言之,是要求微言大义。张惠言主张通过“里巷男女哀乐”来表达“贤人君子”的情怀,即是诗骚美人香草之比兴寄托方式的沿袭。“意内言外”说一方面考虑到词言情的体性特征,一方面又接纳了“言志”的诗化因素,有着不可忽视的合理意义。只是张惠言继承了鲷阳居士的说词方法,很有经学家色彩,免不了牵强附会的弊端,对“意”的理解过于偏狭。但其重“意”的立场经常州后继扩充完善,“意内言外”说运用到了词的体性特质和文学内蕴的理性认识中,如沈祥龙《论词随笔》云:“词贵意藏于内,而迷离其言以出之,令读者郁伊怆怏,于言外有所感触”。可以看出,论说已不再停留于比兴讽刺,也不拘于刻意寄托之说,而突出了词之美感力量与作者的性情学养的重要性,对“意”与“言”的理解比张惠言宽泛得多,也更贴切词本身的文学特征。陈衍也是如此,他对“意内言外”的阐释明显出自张惠言,但没有走进微言大义的怪圈。用“骚雅”来规范和解说“意内言外”,表明词应意骚言雅的认识,其将“骚雅”分释为情感内容和语言形式两个方面来概括词的特性,虽嫌简单笼统,但这种对词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审美要求,无疑是极具合理性也极有代表性的。陈衍对“骚雅”的理解较之张炎更显简洁明了,他们都要求词应文质相煊,只是张炎对“意”“言”两方面的要求反映着宋文人普遍的审美取向,对“骚”对“雅”的规范带有时代文化的内涵。

郑文焯也从另一角度诠释了张炎的“清空”“骚雅”,其《大鹤山人论词手简三》云:“所贵乎清空者,日气骨而已。其实经史百家悉在熔炼中,而出以高淡,故能骚雅,渊渊乎文有其质”,郑文焯对“清空”“骚雅”内在机制的理解很接近张炎的原意。他认为,“骚雅”之词形成的基础是渊深而贯通的学识修养以及高远淡泊的襟怀情趣,所谓“渊渊乎文有其质”便是说明“骚雅”的词在高淡空灵的体貌下有深厚的内在意蕴,从这里也可印证郭麟对浙西末流的批评。郑文焯是清末词坛著名的词人兼词学家,在词籍整理与校勘、词律研究和词学理论探讨方面都有较大的贡献,他曾对张炎《词源》上卷所辑词乐资料来源作考证.著有《词源斠律》二卷,对张炎的论词主张自然也不乏深刻的认识。郑文焯论词基本上承继了常州派的观点,重典雅、倡比兴。他认为:”夫文者,情之华也;意者,魄之宰也,故意高则以文显之,艰深者多主:文藻则以意贯之,涂附者多庸。前辈谓无理之理,无体之体,犹隔一尘:唐五代及两宋词人,皆文章尔雅,硕学耆英,虽理学大儒,亦工为之,可征词体固尊,非近世所鄙为淫曲簉弄者可同日而语也”(《大鹤山人词语附录》),可见郑文焯以为词之外文内意应相得益彰,而且学养在词的创作中占重要的地位。词要“意高”而不艰深也不晦涩,要“文藻”而不可涂附也不可庸拟。我们可以联想到张炎批评吴文英的质实,郭麟批评浙西末流的徒事模拟。可以说这是对“骚雅”的另一番阐释,也是对词乃至文学之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关系的本质把握。郑文焯对“骚雅”的解说有助于我们对张炎的理论有进一步明确的认识,更可从文学角度对词的本质属性有进一步的理性把握。(作者单位: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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