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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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摘抄

1、 “差生”：外来工子弟正在被“污名化”

———对公办学校外来工子弟学生形象的实证研究

所谓污名化（stigmatization）就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动态过程，它是将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成为在本质意义上与群体特征对应的指标物。1]336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称， 其中一个群体有权力将偏向负面的“标签”强加给另一群体。 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强势且 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即“贴标签”。

标签理论（labelling theory）是一种思考问题的视角，它不把越轨行为（异端行为）看作特定社会行为的某种固有性质，而是将它视为社会解释的结果，通过解释那些行为才被贴上越轨的“标签”。 标签理论植基于符号互动理论，认为越轨行为是社会互动的产物。[2]219-220标签理论主要探究越轨行为产生的过程而非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 越轨者，往往是因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在父母、老师以及社会组织处理个人的越轨行为时，被贴上诸如坏孩子、不良少年的“标签”，而这些标签是一种社会耻辱性“烙印”，它将越轨者同“社会的正常人”区分开来。 “标签”具有心理暗示与认同作用，被贴上“标签”的人会逐渐接受社会对其的不良评价，进而被迫与其他“坏人”为伍，进行更加严重的越轨行为。 标签理论认为社会的反应是促使初级越轨者最终陷入“越轨生涯（deviant career）”这一无底深渊的重要原因。

2、 “污 名 化”的 流 动 人 口 问 题

污名概念包含污名化 ( stigmatization)、被污名者 ( stigmatizedperson) 和实施污名者 ( stig - matizer) 三个要素, 而污名化被视为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 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处于强势的实施污名者通过贴标签 ( labelling) 将被污名者的某些负面特征加以扩大, 直至形成固定的刻板印象。

3、 艾滋病污名化的内隐效应：概念抑或病状

污名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Goffman 首先提出污名（Stigma）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体获得的非社会赞许的 “受损身份”（spoiledidentity）[2]。 “受损身份”会导致社会对个体的负面评价和偏见。

对于艾滋病污名化的形成机制， 在社会认同理论看来，艾滋病污名的核心是作为普通人群对作为艾滋病人或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强烈的情绪感知，这种情绪感知与正常人追求积极的社会认同有关，并且认为艾滋病污名化过程中主要涉及艾滋病的概念（标签化处理暨符号化处理）及症状（原型化处理暨工具化处理）两大刺激要素[10-12]。 同时，Herek 按照污名的来源，将其分为工具性污名和符号性污名[13]。工具性污名源于自我防御， 比如害怕被艾滋病人传染、对艾滋病人的病状感到莫名的恐惧等[14-16]。 而符号性污名则关注抽象的价值与情绪， 主要是因对艾滋病人的道德判断使然[7]。 研究还发现，工具性污名可以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改变， 而符号性污名则不容易改变[3，7]。 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个体外貌特征在第一印象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相一致[17]，Klitz-man 发现艾滋病的后期症状会引起观察者更多的心理压力和反感[18]。 综上所述，社会认同理论主张“艾滋病污名化” 是由以艾滋病人的病状为特征的工具性污名和以艾滋病概念为特征的符号性污名综合构成。 那么，在我国的普通人群中，艾滋病污名化的形成机制是否也体现为这样的综合化过程？ 在艾滋病污名化过程中，其各自的具体作用如何？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交互影响？


众多研究结果证实， 人的认知过程包含无意识加工的成份， 伴随这种过程产生的内隐态度或偏见与其外显态度或偏见相对分离， 且能预测不同的行为[19，20]。 艾滋病污名化形成的过程亦是如此。 尽管在许许多多公益宣传的影响下， 公众对艾滋病患者的外显排斥行为逐渐减少、接纳范围渐渐变大，但仍有大量研究表明， 公众对艾滋病人的反应通常表现为 一种带有强烈的无意识冲突的情绪反应[21]。

本研究结果启示我们， 目前大多宣传活动都附有许多艾滋病人的后期症状照片的做法， 不利于淡化公众对于艾滋病患者群体的消极态度， 而应该在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中， 尽量给公众呈现一些比较积极的艾滋病人形象。同时，还应将基于信息说服的策略和基于行为说服的策略结合起来以改变公众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通过诸如立法等措施保护艾滋病人的权益，让普通公众有机会与艾滋病人一起工作、学习。 按照 Festinger 的认知失调理论，当公众被迫与艾滋病人一起生活时，为了适应自己的行为，就会改变态度。因此，在为艾滋病人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活动中， 不能仅依靠对艾滋病知识的普及来改变公众的态度[26]，将两种措施有机结合不失为改变公众态度的更好方法。

4、城管污名化的形成机制与去污名化对策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污名 （ stigm a ） 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它使个体或群体拥有了 （ 或被相信拥有 ）某些被贬抑的属性和特质，这些属性或特质不仅使被污名者产生自我贬损心理，亦导致了社会对其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1]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污名化 （ stigm atiza-tion ） 则是指一个群体被贴上污名标签的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2]近些年来，污名化的研究领域虽整体上拓宽了，但城管污名化现象却并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只有少数学者有所涉及，如季兴帅(2012)基于 《 华商网》的定量分析探讨了网络媒介对城管形象报道的污名化；石洁(2011)则从污名角度探讨了城管执法的困境与出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批从事城市管理工作人员的努力付出，城管则扮演着这一角色。而受内外因素的交互影响，城管目前在群众心中的整体形象不佳，甚至存在污名倾向，这对于正处在城镇化进程加快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大障碍。因此，探寻城管污名化的形成机制，提出城管去污名化的合理对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5、从社会心理探析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

关于污名化 ( stigmatization)的研究历史并不久远, 通常认为 / 戈夫曼 ( E. Goffman) 在 1963年最早提出污名化的概念, 并把它作为社会歧视的起点0[ 3]。埃利亚斯认为, / 污名化是指一个群体及其个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及其个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0[ 4] 155。林克 ( L ink)和费兰 ( Phelan)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界定了污名的概念及其 5个要素: 贴标签、 刻板印象、 隔离、 地位丧失和歧视。一般认为, / 污名概念包含污名化、 被污名者和实施污名者三个要素, 而污名化被视为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 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处于强势的实施污名者通过贴标签将被污名者的某些负面特征加以扩大, 直至形成固定的刻板印象 0[ 5]。



“污名化”这一概念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斯·艾利亚斯首先提出，他认为污名化就是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一个事物身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通俗地说，污名化反映了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即具有、污名的一方和另一方之间的互动，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至最后成为凝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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