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同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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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同学录”

作者：暂无

来源：《读报参考》 2014年第3期



苏联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下文简称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红军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最高学府，曾经为中国籍学员专设了一个中国班。然而，就是在这个中国班里，来自国共两党的“同学”却分别走出了不同的传奇之路。

两党同学

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的开办，要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说起。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孙中山重新诠释了三民主义，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式打开了中苏合作的局面。伏龙芝军事学院早在1920年，就为支援苏联国内东方少数民族革命斗争而成立了东方班，并在一年后扩展为东方系。当孙中山与苏方积极交涉要派遣大量人员留学苏联各学府后，苏方便于1925年同意在东方系下面成立一个中国班（4个名额），用来培训由广州政府派遣的军事学员。

左权、陈启科、李拔夫和萧赞育，就是第一批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中国籍学员。由于学院不设中文翻译，4人抵达苏联后需先在中山大学学习一年的俄语。没想到一年后，即1926年，已经取得广州政府领导地位的蒋介石取消了第一批留学的4名学员的资格，改以贺衷寒、杜从戎、周明和王懋功4人。在此情形下，李拔夫选择改入基辅军校学习，左权等3人则坚持自己的正式身份，并在经过争取后，于1927年和第2批派遣的刘云、屈武、黄第洪、王首道4人，一起进入中国班学习。到了1928年，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的刘伯承也转入中国班学习。这样一来，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的一共有3批学员，前后共计12人。其中左权、陈启科、刘云、屈武、黄第洪和刘伯承是中共党员。6人在中国班里成立了党支部，由刘云担任支部书记。要说明的是，因国共分裂的原因，非中共学员的6人在1928年选择了退学回国。换言之，真正学完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课程的，只有6名中共党员。

刘伯承与左权

刘伯承和左权可以说是中国班学员中的杰出代表。

1927年11月，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刘伯承与叶剑英等30人前往苏联留学军事，他因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的学习成绩优秀而成功获得了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机会。在学习中，刘伯承编写出了《南昌暴动军事报告》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战员们争相阅读和研究，里面有许多分析直到现在都获得史学界的肯定。1930年8月，刘伯承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生活后秘密抵达上海，他被任命为中共长江局军事委员会书记，旋即调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刘伯承受中央军委的派遣由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那里，他被朱德、毛泽东委以重任，出任中央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20年后，刘伯承又奉命前往南京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以当年的留学经历和办学经验，成功兴办起解放军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学府，为新中国培养出大量优秀的指挥人才。

左权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1927年9月正式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无论是课堂学习、图上作业，还是野外演习，左权都能专心致志、一丝不苟，逐渐养成了遇事沉着、刚毅果断的性格，善于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1930年6月，左权学成归国，他先后担任过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红12军军长、红1方面军参谋处长、红15军政委、总参谋部第1局作战参谋、红1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等职。抗战爆发后，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参谋长，


协助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谋划抗战。1942年5月25日，左权率部掩护总部机关突围时不幸中弹身亡，年仅38岁。

国民党“一文一武”

国民党方面的学员虽然因为国共合作破裂中途退学回国，但在一年多的学习中，仍然收获了不少先进的军事知识，为他们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其中，代表性人物有贺衷寒和杜从戎。

贺衷寒，湖南岳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他在黄埔学习时，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倡议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被选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后，他悉心研究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认为可以通过国家权力，在三民主义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他和同在苏联留学的邓文仪、萧赞育、康泽、郑介民等人成立国民党旅莫斯科支部。在遭到苏联当局制止后，又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莫斯科分会，进行活动。

从伏龙芝军事学院退学后，1928年1月贺衷寒回到国内，开始长期从事国民党军队中的政工工作，并参与组建“复兴社”，被誉为“四大台柱”之一。贺衷寒虽然能干，但却因为自己的政治野心表露太过直白，而一直得不到掌握军队的机会。抗战胜利后，他干脆退出军界专心从政去了。

杜从戎，湖南临武人，与贺衷寒一同被誉为“伏龙芝的一文一武”，但与贺衷寒不同的是，他是野战军官出身，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就主攻军事，学习到不少苏联军队的军事训练内容。从苏联回国后不久，他就被派到黄埔军校当教务部主任，他以自己在苏联所学来改编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使黄埔第6期教学质量得到提高。此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警卫团少将团长，实际负责首都的卫戍任务。在当时的众多黄埔学生中，杜从戎可谓杰出的将领之一，其地位也不言而喻。杜从戎本可在军事领域继续发挥他的特长，但他却拥护汪精卫，自断了前途。抗战爆发后，杜从戎奉命在柳州开办越南特别训练班，他干脆以自己所学为越南抗日军队贡献自己的力量。1946年7月，杜从戎奉命退役，结束了他不得志的戎马生涯。

摇摆不定

中国班的同学中，既有刘伯承、左权这样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名将，有贺衷寒这样坚定追随国民党的野心人物，也有一些在两党之间摇摆不定者。湖南平江人黄第洪就是其中一个。

黄第洪在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时，因政治思想表现进步，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周恩来还提议他在军校毕业后在政治部编纂股工作，直到1927年奉派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深造。学习期间，黄第洪感受到了与中国革命形势完全不同的氛围，他开始逐渐向往安逸的生活，这使他在校时被称为“春天爱国者”。归国后，本应一展才华的黄第洪，却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态度，最终他决定脱离中共，并主动写信向蒋介石输诚，表示可以诱捕周恩来。蒋介石知道后十分高兴，便把这事交给中统特务徐恩曾来办理，却不想此事为中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得知，并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上海特科。黄第洪的输诚就这样失败了，事后他虽然百般躲藏，但仍不免被特科枪决。

除了上面介绍的3批中国班学员外，抗战期间也有一批八路军将领被送到重新开办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深造，如林彪、刘亚楼、卢冬生等。

（摘自《世界军事》胡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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