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佛教回潮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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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佛教回潮及其影响

首先，今天在探讨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价值时，我们大多存在一个假设，即事先已有一个社会蓝图想象，或是复古传统，或是西化现代化，但问题在于，社会转型速度如此之快，选择之多，已经使得我们很难用某种单一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来认知和改造这个过程。在此情况下，所谓佛教回潮，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今天讨论佛教，大体有两种观点与态度：第一种是认為佛教不应关心政治，而应和政治甚至社会生活保持明确的界限，和政治基本没有交错关系；第二种是认為因為佛教长期以来对政治缺乏作用和影响力，基本只能在社会信仰层面起着稳定社会的辅助作用，在批判与反抗性方面严重缺乏，所以佛教在当下强调公民政治的语境下作用有限，且常会被诟病為放弃“批判”立场。

首先，大多数批评佛教的人认為中国佛教基本上是由国家权力控制的宗教形态，在政治上无法、也没有能力发挥作用，因此倾向于将其直接置于一般性的民间信仰或者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在我看来，即使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不紧密，但对今天的社会而言，佛教却有着极其关键的地位。為什么?因為在传统文化日益被重视的今天，离开高度中国化的佛教来谈文化复兴和社会重建将会有很大缺失。

此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证，“因果报应”是典型的佛教观念，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如果从理性角度看，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接受。但据我观察，在微博等公共平台上，“因果报应”此类话语的使用率却很高，就拿前不久的温州动车事故而言，许多人就在微博上针对铁道部发问：“你难道不相信报应，不相信因果吗?”这样的个案或许意味着，当代中国人虽然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信仰生活停滞，但在解释一些现世政治时，一旦需要诉诸于一种更高的超越价值，佛教资源就马上会重新浮现。虽然这些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使用，而且在公共话语中也难以被知识分子公开使用，但是民众却会不由自主地在日常生活中启用这些价值资源，佛教等信仰也会顺理成章地浮出水面。

那么这里势必面临一个问题，即在今天这个政治、文化都在鼓励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时代，中国人将如何重新看待佛教?从历史上看，研究宗教历史学、宗教社会学的学者们大都会认為中国民间社会是三教杂糅的社会，因為在民间社会，我们经常会同时看到龙王庙、土地庙、佛教寺庙、道观、关公庙并行无碍的景象，从正统信仰角度看，民间社会信仰算不上是一个纯粹的信仰形态，但是另一方面，佛教正统却在这种民间信仰的背景下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在三教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上的多次辟佛，也都与儒家士大夫对佛教影响的忧虑有关。佛教刚进入中国时以及以后的发展主要是精英宗教，但是為什么今天的知识分子对佛教反而持一种排斥态度?这或许意味着中国佛教的社会基础已经出现重要的变化。因為仅仅百年前，晚清、民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都还与佛教存在很深的关联，例如梁启超、康


有為、梁漱溟、熊十力等等，虽仍以儒家為主要认同，但是仍然受佛教影响很深，而经过反传统文化运动之后，佛教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社会基础无疑被摧毁得十分彻底，知识分子群体中信仰佛教的比例相当小，直至近年才有所恢复。

那么回到当下，我们今天则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今天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未来有一种文化形态的期待，那么这种期待应当是什么?是三教杂糅的形态?还是多元并立?还是存在某种主导的文化形态?比如现在许多人对儒家的复兴各自都有不同的态度，在我看来，现在那些讨论未来中国是否能成為儒教国家的知识分子，似乎忘记了并不存在一条纯正而唯一的道统，而且好像可以排除佛、道两家来谈儒家思想传统。

稍微回顾儒家演变史，如关于宋儒，钱穆就认為更為重要的儒家精神地标是范仲淹，因為范仲淹代表儒家最重要的一个精神特质——事功，而在义理层面上，无论是周敦颐、二程还是朱熹，他们的资源已经不是纯然儒家的了，而是掺杂了道家、佛教的思想，因此儒家一路发展至今，从思想来源上来看已十分杂糅，而并非一个纯然独立的儒教系统。因此，在今天谈中华文化的复兴，不得不面对如何重新学习、整合佛教、道家等其他传统资源的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一旦抛开佛教文化这个层面，所谓“传统文化”基本是空心化的。 回到当代，据这几年观察，我发现中国佛教在最近这些年有某种“回潮”的趋势，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动机就在于经济发展后的道德与生命意义危机，这种危机感甚至比国家政治转型的危机更為真实迫切、更為剧烈。比如当你跟城市的中产阶级接触的话可能会发现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他觉得这个工作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仅仅是為生存，因此他需要马上赚钱享受生活，购房、买车、旅游等等；另一种则是恰恰相反，有些人开始认為这种生活不能接受，无法為自己的生命意义寻找到依靠，要重新寻找新的精神出路。整个宗教的大回潮跟后一类人群的迅速增加有关，这意味着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消费主义给人们带来的“物质满足感”已经开始递减，人们急需在生命意义的层面上寻找到各自的方案，比如各种形式的“心灵鸡汤”教育以及各种信仰等等。

在这种回潮过程中，有一个普遍的趋势，即新兴知识阶层受到佛教、基督教影响的比例较大。就以佛教為例，现在一些心理咨询师会到某些寺庙里接受佛教的一些禅修训练，之后回去用于心理咨询过程，这也是借鉴了美国心理咨询的某些经验；另外就是新兴佛教信仰者的结构开始年轻化，比如今年夏天我去成都文殊院参访，正值寺院举办夏令营，我惊异地发现参加此次夏令营的大部分都是中学生、大学生，而在我的个人回忆中，小时候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宗教生活的，可以说，宗教信仰生活在这几代人的青春期成长过程中基本上是缺失的。今天中国的佛教“回潮”，显然跟这些年轻人及中产阶级接触到新的宗教资源和机会有密切关系。

除了解决我们个人的生命意义之外，中国佛教能否在未来承担更多的东西?从历史上看，儒家和佛教其实彼此是存在对抗和竞争关系的，儒家一定是相当人世的，强调现世价值


的。佛教则具有非常强的出世特色，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谈佛教问题很容易陷入一个困惑，即知识分子认為佛教只是一个出世的形态，出世的宗教和现世政治没有很强的连接，这对于强调“政治”的主流文化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而言，显然很不足。

那么，今天的中国佛教有没有可能在社会的价值重建、信仰重建过程中积极介入到政治制度的层面呢?我认為这不仅是僧团本身应该讨论的问题，也应该是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例如，基督教在人世上一直比佛教更為有力，这是西方基督教与政治长期的二元化结构传统使然，而中国佛教长期以来只是简单地依附在权力的结构上，无法独立。民国时太虚法师曾建议将全国的寺庙组建成一个独立组织，脱离国家权力的直接统治，让整个佛教界成為一个和权力二元对立的结构，用宗教的力量约束政治，但这个构想最终没有实现。

因此，未来中国佛教能否更為“人世”，能否与今天这种强调“批判思维”的现代社会相接榫，或许不仅仅是佛教界需要思考的问题，也应是关注传统文化转型的知识分子们应该认真对待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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