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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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

作者：付子豪

来源：《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

摘 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了劳动力转移问题日益受到我们的关注，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与劳动力转移之间形成了并不同步的现象，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在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农村劳动力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一定影响，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以三十多年以来的改革发展为脉络，探索农村劳动力影响及教训。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改革开放；转移；深化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因为农业而居于世界之中，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农村资源人均占有较少，与此同时，人口大国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关注。农村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农村劳动的转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46.6%，比1978年提高28.7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1.8亿增值6.3亿，如此众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由于工业化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长期滞后，农村劳动力正如候鸟一样转移，这造成了工业化成本较低的重要原因。1979年以后，国家鼓励农民开展多种经营，城镇企业还尚未改革，尚无劳动力需求，为不使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国家鼓励农民开展多种经营。而在1985年至1988年国家允许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这便是我国第一次“民工潮”。从1984年开始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将农民、农业放在首位。这时期城市也在逐步发展。大量的城市基础建设和非公制企业兴起，农民工便成为了建设者。候鸟效应在1989年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致使物价上涨，超过当时人民的承受程度，江泽民指出：农民不应该盲目流向城市，而是就地消化。1992年前后，高潮再现，国家颁布一系列政策，使内外部环境好转。农民的转移开始走向常态化。这种候鸟型的迁移，将低成本工业化推向高潮。

随着物价上涨，高成本城镇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的数量开始下降，尤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农民耕地被大量征收，而其未从土地上获得应有的用于定居于城镇的资金，所以农民向城镇转移的空间被缩小了。

备受大家关注的便是对农民工歧视性的制度以及将与资源的分配。城镇二元化的结构和制度使农民、市民在居住、就业、子女教育、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1978年以后农村劳动力流动，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镇乡村人口的分布。但不平等的二元化制度和体制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扭转。在居住条件方面，农民工是始终游离在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外，始终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点的同等权利和保障。在就业方面，各大用人单位对于农民工仍存在一定的户口歧视，城市劳动力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依旧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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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在当前环境下，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上海自贸区建立和发挥辐射作用均让长三角地区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转型。对于有技能的劳动者需求大幅上升，而普通农民工的需求而开始下降。培训农民工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正是由于培训资源投入少、效率低再加上培训资源分散到各个部门导致单一的培训质量不高，管理分散。而培训人数的数量与外出务工人数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在启阳县阳光培训工程指标仅有400人，而与该县24万外出劳动力数量反差较大。所以就业及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使得其产生问题更为突出。教育方面现有的城镇教育资源大多与于户籍制度相挂钩，农民工子女所受的教育资源往往收费较高，从一定程度上讲城市高质量教育将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拒之门外。尤其在当下，知识经济的席卷，农民工都希望自己子女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改变自身命运。但一些地区政策让其子女不得不回到家乡成为留守儿童或者放弃上学，再次走上一条打工之路。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形式向其施压，农民工越来越边缘化。由于城市生活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城市居民还存在对农民工的偏见，在城市公交车、地铁上，农民工大多是孤立在车厢的一角。他们面对眼前的城市，更多的是期待和迷惘，他们在矛盾中不断感受这个城市的变化和国家政策对他们的倾斜与支持。

当然，一系列的问题是任何事物发展所不能避免的。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由堵到疏，由限制管理到逐步规范的变化，总体上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的。我们在看到其产生的问题时，也要看到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首先，农民工进城有利于推动农村农业向良好的态势发展。其不完全转移会促进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承包经营权的推出。耕地资源就能够集中于专业农户，提高了农民土地的利用率和农民的积极性，也从一定程度上避免村庄过度膨胀，更有利于集约利用城镇公共基础设施，使国家“三农政策”切实保障农民利益，更好推动中国农村的富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其次，农民工进城有利于促进城镇经济发展。在消费方面，如果其定居落户并解决其就业、医疗方面的担忧，他们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下，就会对于文化、交通、社会交往的消费也会不断上升。因此农民工进城也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投资方面，有利于建设公共基础设施，使公共服务的基础投资快速上升。对于其教育培训投资，不仅使其更好适应社会而且有利于我国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提升。

最后，农民工入城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人口流动是改善收入的有效途径。只有使农民逐步定居于城镇，才能最终减少城乡差距。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要想提高农村收入就要让农民进入城市，把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变为非农民。实现农民工向市民角色转型。通过农民工户籍制度转移使当地城市人群上升，农村人群下降，最终农村生产率提高，也会使农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数都缩小。

总之，在金融危机之后和经济快速发展之时，若社会问题不能妥善解决，矛盾不能有效化解，中国有可能会经历一次危机。我们必须将法律放到至高位，结合政策和国家有力有效的调控，改变我国各地对于地方收入GDP的盲目追求，从低效到高效、从粗放型到集约型，以民生为基点，通过体制改革将我国经济推向一个快速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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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其中，充分发挥利用城镇化的优势，将农民劳动力转移作为一个战略点，以城镇化引领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在此阶段，面对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应凭借大量劳动力资源优势参与竞争，也要避免走向“绝对优势陷阱”。这三十多年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与影响应与改革开放以来同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相适应，我们应在法律、政策、体制中寻找新的立足点。 参考文献：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付子豪（1993-），男，汉，河南省洛阳市，本科在读，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文来源：https://www.dy1993.cn/OTO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