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性计划也称为命令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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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性计划也称为命令型计划，是指由上级计划单位按隶属关系下达，要求执行计划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完成的计划。

国家指令性计划是国家下达的带有强制性质的，执行单位必须保证完成的计划。实行计划管理的一种形式。旨在保证国家重点建设任务的完成和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用较广。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指令性计划的作用和范围逐步缩小。

1、强制性。凡是指令性计划，都是必须坚决执行的，具有行政和法律的强制性。 2、权威性。只要以指令形式下达的计划，在执行中就不得擅自更改变换，必须保证完成。 3、行政性。指令性计划主要是靠用行政办法下达指标实施的。

4、间接市场性。指令性计划也要运用市场机制，但是，市场机制是间接发生作用的。

由此可见，指令性计划只能限于重要的领域和重要的任务，而不能范围过宽，否则，就不利于调动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制度，计划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经济的管理实际上即是一个民主管理的超级公司。在这种体制下，全体人民通过民主集中，用经济和社会计划来解决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以及实现全民所有，具体表现即为全民就业，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等，以此体现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计划经济是劳动人民实现经济民主的载体，计划经济的控制范围扩展到哪里，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权力就扩展到哪里。计划经济的经济特征即高度的计划指令性，产品的数量、品种、价格、消费和投资的比例、投资方向、就业及工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等等均由中央当局的指令性计划来决定，这与跨国公司的管理无异。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的建立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保证。只有实现计划经济这一科学体系，社会经济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才能达到社会经济高速、平稳和健康的发展。 历史上的计划经济运行产生的弊端，仅仅是苏维埃的民主制度的形式有了官僚专制的内容，如同一切民主共和名义下都可能出现专制独裁一样，不代表民主共和不好，这不代表计划经济不是套经济民主制度。

我国20世纪60年代使用的粮票计划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又称 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由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因此计划经济也被称为指令性经济。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的是政府，所谓的三个经济问题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而其中大部份的资源是由政府所拥有的，并且由政府所指令而分配资源的，不受市场影响。其余的三种经济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传统经济体系和混合经济体系。

失业，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计划经济年代是没有这一现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计划体制优于市场体制，更不能因此而讴歌和留恋那个年代。何况，从表象来看，那个年代似乎很好地解决了就业问题，但解决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社会矛盾的滋生和更大社会代价的付出。我们现在不妨回过头去，看看那个年代是如何解决就业问题的。




一、以“高就业，低工资”的大面积就业方式来缓解

此种方式扩大了就业，稳定了社会，但长期的普遍低工资，造成了人们的共同贫穷。那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就业率远高于现在，但生活上除了简单的衣食支出外，几乎没有其它任何的消费。如果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的话，那称得上是“绝对贫困”。这一方式的另一后果，就是产生大量冗员，从而造成普遍的低效率，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有水喝”。随着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国企的冗员大量地被吐出企业，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失业高潮，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为计划经济年代遗留下来的体制性错误交学费。

二、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来缓解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固然有复杂的政治原因，但更为深层的应是经济原因。196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方面是人口急遽膨胀，另一方面是频繁的政治运动而导致的经济停滞，于是就业压力开始显形，毛泽东采取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予以缓解。这一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同时，却带来了其它社会问题。如大多数知青下乡后生计无着，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农民这个群体之中，消极怠工、滋事斗殴、未婚先孕等现象在各知青点普遍存在。回城，成了知青以及他们父母一致的强烈愿望。当时，围绕着回城这一问题，知青同政府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只是在当时的高压下，这些矛盾还没有激化和公开。但随着“文革”结束后的政治高压的解除，这些矛盾终于以抗议、请愿等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1979年，邓小平同意了知青返城的要求，这场曾导致数百万家庭离散的试验性闹剧才寿终正寝。

三、以隔离城乡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来缓解

计划经济年代，农民不仅在经济被逼到了“赤贫”的境地；政治上，同样是没有些许的自由。农民原有的自由迁徙、择业的权利，到了计划经济年代丧失殆尽。据笔者的一位曾经在农村呆过的朋友回忆，当时农民进城，哪怕是探亲访友，三天以上，都必须向官方请假以得到批准。若“私自”外出三天以上者，官方必兴师动众、到处查找。不过，在粮食“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年代，农民离开土地还真的难以生存。于是，农民只有无可奈何地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之上。这种做法，尽管一定程度地缓解了当时城镇的就业压力，但农民却付出了失去最基本的人身自由这一代价。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得以垒筑和强化，城市化进程也由此延缓。

由此可见，困扰中国当前改革和社会稳定的就业问题，计划经济年代也并非不成其为问题。当时只不过通过“高就业，低工资”这样只顾公平而不讲效率的非市场化手段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以及用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这样牺牲农民自由的粗暴政策，将就业问题暂时掩盖住了。而改革开放则仅仅把这些掩盖了的问题和矛盾表面化和公开化了而已。因而，我们无需为计划经济辩护。那种主张回到计划经济年代的论调更是情绪对理智的遮蔽。我们唯有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与计划经济年代的体制存在着渊源，才有助于我们尽快走出计划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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