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赞发：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略谈李宏新《潮汕华侨史》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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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略谈《潮汕华侨史》并感

作者：黄赞发



潮汕地区是著名侨乡，有关海外潮人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界的一个重点。如中国华侨研究的初始力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梁启超，1905年）便为张琏和郑昭两位潮人列传；又如第一部有关华侨史的专门著作《南洋华侨史略》（羲皇正胤，1910年），涉及潮汕的篇幅占广东各属之首。近现代以来，针对海外潮人的研究成果更是丰赡。近日，更有幸先睹韩山师范学院客座副教授李宏新的《潮汕华侨史》问世。这无疑填补了文化史上的这一空白。

浏览《潮汕华侨史》，其见解持正，论述专业，史料充实，行文清晰，是迄今最为全面、立体、连贯地展现潮汕居民各个阶段出洋、移民史迹，以及海外潮人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状况的佳作。兹就其若干内容评析一二，并略抒感想。

《潮汕华侨史》是一部通史性质的“大书”，其内容上限起自远古时代，下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研究对象为潮汕籍海外华侨华人史迹。作者对应习惯所称的“海外一潮汕、海内一潮汕”，将全书分为上篇“出洋移民”，下篇“海外潮人社会”两大部分分別阐述。上篇以出发地为着眼点，依照时间顺序分七个阶段介绍输出情况。分别是：肇始的海事初开阶段；隋唐的商贸渐兴阶段；宋元的海交频繁阶段；明代的批量移殖阶段；清初的战火移民潮阶段；清代开海至鸦片战争后、汕头开埠前的大规模移民阶段；鸦片战争、汕头开埠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海外潮人社会形成阶段。下篇则以目的地为落脚点，以八个典型的海外潮人社会为例，介绍“融入”情况。这八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柬埔寨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全书脉络分明，条理清晰，连贯地记述了有关海外潮人在各个时代的活动史实，而在通畅论述中，又体现出历史发展脉络及贯穿其中的线索，能让读者对整个潮汕华侨史有一个系统、整体和全面的认识。

作为潮汕第一部华侨史，这部著作既有阶段性的态势分析，也有典型移民事例研究，大凡重要历史事件和关键节点，书中皆未遗漏。而在作者通考诸多文献后所作的专业梳理之下，关于潮人出洋、潮汕海上交通、海外潮人社会的多个“第一次”都得到了总括和呈现。

这些“第一次”大多是首次得到整理和归纳。兹举其中九条为例：潮汕地区的海上活动之始，为距今7000—8000年前的石器时代，当时有相对定居（不一定长期）在南澳岛的远古人类沟通海岛与大陆、海岛与海岛间的文化联系；潮汕与上述海外各地有所联系之始，大约在前4000—前3000年，联系地点大约包括中国台湾、香港以及越南和平、北山等；潮汕地区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在西汉中期至东汉（这里所说“参与”，并不一定是直接与海外发生关系）；正史中第一条有关潮汕的海上交通信息，发生于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当时潮汕存在可供八千人船队集结以及人员短暂休养的停泊点；现存古地方志书最早提及的潮汕土著从事海上贸易的时间，是隋大业六年（610年），而南澳岛内，则有潮汕往来外洋的主要出发点或补给点；古文献中第一次明确指出潮汕土著与外商在海上贸易，并有出洋不回者的描述，出现在唐长庆三年（823年）韩愈所著文章,称土著们出洋目的地遍及东亚、东南亚的近十个地方——该文虽非严肃史料，但其主体应不存在虚构的可能性；正史中首则明确外商至潮汕的记载，时间在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外商来自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至迟在宋乾


道年间（1165—1173年），潮汕便是中央政权的官方造船基地，造船地点在当时的潮阳，而古潮州辖区内其他地方，似也存在官方造船点；首次具规模海外华人落籍潮汕地区的事件，发生在明永乐五年（1407年），落籍规模达365户800余人；首条可以清晰判断潮人移民海外的记载，发生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文献显示，有潮汕或潮汕籍为主的55位商人至印尼爪哇经商，其中22人一去不返。上述等等，无一不是潮汕社会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而作者在梳理窠集，或提出新观点的同时，还辨正了不少积非成是、广泛流传乃至积重难返的谬误。下面简略介绍作者辨正近、现代时期由汕头口岸往返海外的人数统计的情况，便可略见一斑。

早期由汕头口岸往返海外的统计数据，祖本为潮海关的《1869—1934年汕头口岸进出口旅客统计表》，该表今时并不罕见，《潮海关史料丛编》和《汕头海关志》都有收录，里面的统计单位十分明确注明是“人次”。然而民国《潮州志·户口志》整理的《潮州历年移民海外统计表》（该表始自1869年终于1946年，其中多有缺佚，实录39年），以及新版《汕头市志》所整理的《清同治八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869—1948）汕头口岸往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出入境人数统计表》，都称统计单位为“人”或“人数”，则都是错误的。之所以出现差错，很可能是时代原因造成的，如民国《潮州志·户口志》分纂者在当时没有条件获得潮海关资料，因此才从《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等其他文献辗转取材。而《汕头市志》，则有可能是受民国《潮州志》的影响。不管如何，将“人次”误为“人数”，显然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由于两份错误统计表广泛流传，后人多引以为据，因此不少文章乃至严肃学术论文的结论也便随之出错。因为若以“出入人次”的总量进行加减计算，所折算出来的数量，显然得不出科学结论。此外，潮海关的统计表中，其旅客进出的口岸其实包括中国香港、日本等地，有引用者又误将其计为现在语境下的“国外”或“东南亚”，更是大谬不然。鉴于此，作者重新整理了《1869—1949年汕头口岸往来海外旅客统计表》。这里仅举一例，实际上这部著作对诸如此类积重难返之谬误的审辨匡正还有很多，均无不有理有据，当能自圆其说。这对今后的相关研究工作可说大有裨益。

应该指出的是，《潮汕华侨史》的论述和考辩，都是完全依照学术规范来进行的。书中每有立论判断或关键的阐述，大抵注释详尽，且所取之论据资料多为专业成果和成熟结论；史料征引上则惟真惟深，若引用的是诗词散文等文学作品，则再细加分析，力求辨伪归真。相对于一般史书、志书注引较疏的情况，《潮汕华侨史》保留了十余万字的详尽而规范的注释，可以方便研究者追根溯源，了解相关的论证过程，这也使本书具备足够的专业性和可信度。

笔者常言及，吾辈书生当“敬畏文字”，小李对此深以为然，其坚持的三个修史原则正是“尊重历史、客观执笔、敬畏文字”。而其完成此书的目标是“为相关研究工作提供翔实可靠的学术材料，为普通读者全面系统地呈现海外潮人史事”，从全书内容看来，其目标应是大抵达到了。

行文至此，不由得有所感慨。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从甲骨文、金文、《尚书》到《春秋》《左传》，及至司马迁的《史记》，实已成为一部自黄帝录载至汉武的通史，如此接续不断的历史记载，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以史为鉴，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修史工作也一直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首都博物馆时强调：“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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