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论文

【#第一文档网# 导语】以下是®第一文档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人物传记论文》，欢迎阅读！

百年明镜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季羡林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是在24岁那一年，人生可塑可造的年龄留洋的啊，一去十年。以后又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怎么就没有一点儿洋味呢？近几年基因之说盛行，大概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讲到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着等到中午，只为能吃一口玉米饼子，现在仍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每到春节，总有各级官场上的人去看他，送许多大小花篮。他对这总是暗自摇头，季羡林先生是最怕虚应故事的，有一年老同学胡乔木邀他同去敦煌，他当然想去，但一想沿途的官场迎送，便婉言谢绝。他住的病房门口的走廊上总是摆着一条花篮的长龙。花又大房间又放不下。要去找他的病房这成了一个标志。

季羡林先生的学问高深莫测，他大学时受教于陈寅恪等这些国学大师，留德十年，回国后与胡适、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潜、冯友兰、吴晗、任继愈、臧克家，还有胡乔木、乔冠华等。“文革”前他创办并主持北大东语系20年。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种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语比较。试想一下，现在我们读古汉语已是多么吃力费解，他却去读人家印度还有西域的古语言，还要理出规律。我们平常听和尚念经，嗡嗡然，如蜂鸣，就是看翻译过来的佛经“揭谛揭谛波罗揭谛”也不知所云，而先生却要去研究分辨对比这些经文是梵文的还是那些已经消失的西域古国文字，又研究法显、玄奘如何到西天取经，这经到汉地以后如何翻译，只一个“佛”就有：佛陀、浮陀、浮图、勃陀、母陀、步他、浮屠、香勃陀等20多种译法。不只是佛经、佛教，他还研究印度古代文学、翻译剧本《沙恭达罗》、史诗《罗摩衍那》。他不像专攻古诗词或古汉语、古代史的学者，是直接在自己的领地上打天下，享受成果和荣誉，他是在依稀可辨的东方古文字中研究东方古文学的痕迹，在浩渺的史料中寻找中印交流与东西方交流的轨迹，及那些思想、文化的源流。比如他从梵文的“糖”字考证中竟如茧抽丝，写出一本80万字的《糖史》，真让人不敢相信。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像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就会迷路而不得返，真让人佩服不已。

在这里，说起季羡林先生，我们不得不提季老的三本著作。一本是《罗摩衍那》，一本是《敦煌学大辞典》，另一本是《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 《罗摩衍那》是印度古代两大梵文叙事诗之一，叙述王子罗摩因受老王妃嫉妒被放逐，妻子悉多被掳，后得群猴帮助，夫妻团聚，恢复王位。书名的意思是“罗摩的游行”或“罗摩传”。全书约有两万四千颂，共分七篇：《童年篇》、《阿逾陀篇》、《森林篇》、《猴国篇》、《美妙篇》、《战斗篇》和《后篇》。它以罗摩和悉多的悲欢离合为故事主线，描写印度古代宫廷内部和列国之间的战争。《罗摩衍那》的故事情节比较集中紧凑，虽然也插入不少神话传说，但除第一篇和第七篇外，不像《摩诃婆罗多》那样枝蔓庞杂。主要人物性格丰满，随着矛盾的展开而变化发展。全书注重风景描写，而且做到情景交融。它


不像《摩诃婆罗多》那样大多采取纯客观的态度描写景物，而是通过史诗人物的眼睛描写，这样就更富有感情色彩。《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一样，主要采用简单易记的“阿奴湿图朴”诗律，文体风格总的来说明白晓畅，但已开始出现讲究藻饰和精心雕镂的倾向。由此，《罗摩衍那》成为古典梵语诗歌最直接的先导。因而，印度传统将《摩诃婆罗多》称为“历史传说”，而将《罗摩衍那》称为“最初的诗”，并将传说中的作者蚁垤称为“最初的诗人”。

《敦煌学大辞典》是国内外第一次以工具书形式反映敦煌学研究成就的大型专科辞典，对敦煌学所涉及的众多学科，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编纂与出版工程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发起，全国2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与。全书共收词900余条，重要的词条注释字数往往超过千字，首个词条“敦煌”更长达1.4万字，而“敦煌学”一条系季羡林先生亲自执笔。总字数约200万字，插图700余幅，其中彩色图片100余幅。书中内容涉及各个时代敦煌艺术的综述，几十个代表性洞窟的逐一介绍，关于敦煌文献的介绍等。全书以六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敦煌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包括敦煌文献的收藏情况及其编写的经过等，并将近几年来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收入在内，还附有一批颇有价值的附录。

季羡林先生自言：到了耄耋之年，忽发少年狂，一系列引人关注的怪论、奇思问世。在季先生的这些怪论奇思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本书阐述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引的这两句话，最受人诟病，然而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真理，是诟病不掉的。从人类的全过程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季羡林治学的一大特点是，不仅仅将学问当作客观研究的对象，而且视为自己的生命信仰。比如，作为一代东方学宗师，季羡林始终坚持东方文化有其特色和优势，并试图通过“向东看”来反思和探讨人类文明的未来趋向 人无往不在文化之中，但不同的个体或族群所处的文化是不同的。不少学者，比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等，常根据地域、族群、历史、内容等，将世界文化（或文明）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季羡林也将世界文化分为四类，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其中前三者共同构成了“东方文化”，形成了东西文化双峰对峙的世界文化观。

季羡林同时坚信，就像生命有机体一样，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认为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并预言在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必将实现伟大复兴。他借用俗语形象地把未来东西文化盛衰消长的变迁，比喻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或“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

坦率地说，把世界文化划分为东西文化的二元论模式，并不是季羡林的首创，因为早在近百年前，中国的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印度的泰戈尔等文化名流就已经采用。此外，把文化视为具有生老病死、盛衰存亡等必然规律的生命有机体，则是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和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发明。那么，季羡林上述观点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

首先，季羡林表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贞信。众所周知，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文化以其绝对优势傲视和支配其他文化，东方文化要么因不胜压力而被西方文化殖民化（被动西化），要么因羡慕西方文化而自我殖民化（主动西化）。在这历史大背景下，避免随波浊流和屈膝投降，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固守自家文化的价值和传


统，实乃东方文化复兴的第一要义——没有一点儿自信，何谈光明未来？

其次，季羡林立足于东方文化独特价值的探索。西方文化之所以难孚众望、必然没落，是因为它生了“病”，其“病根”就在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东方文化则能诊治其“病”，药方即“主客合一”的思维方式。季羡林以中国文化为例，认为中国文化历来主张天人合一、人际和睦与身心和谐，故可以有效化解西方文化带来的征服自然、人际冲突以及身心疲惫等“现代文明病”。

第三，季羡林主张“西化”与“东化”兼行并进。“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自然不好，东方文化奉行“拿来主义”，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养分，是必要的。但鉴于东方文化自有其独特价值和优势，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不对称现状，季老明确提出东方文化还要奉行“送去主义”，亦即要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向世界推介东方文化，把“西化”和“东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东西文化的互补与共荣。

大体而言，季羡林的“东方文化复兴论”，是对甚嚣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批判，是用东方人的眼光审视人类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期待并自信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与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萨伊德“东方学”有所不同的是，季羡林坚持用东方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学术概念描述东方文化和人类未来图景，从而避免了把东方文化视为“他者”和“异域”自我殖民现象，从而再次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季羡林尤其关注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复兴，认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代表，批评用“接近病态的媚外心理”来“病态地贬低自己文化的氛围”，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季羡林一生坚持用纯正的鲁西北乡音说话，中国文化对他来说即是永远的“故乡”和“家园”。这些，同样是季羡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本文来源：https://www.dy1993.cn/CU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