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物”意识与译者意识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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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物”意识与译者意识重现

摘要：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时刻坚守一条准则，那就是“中间物”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缘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改造和重建。在译介过程中，因“中间物”意识而直接诱发了译者意识的重现，使得译者可以能动地掌控翻译活动中各个环节，从而实现鲁迅本人通过译作达到改良文化的目的。



关键词：“中间物”意识；重建；译者意识；重现

一、“中间物”概念的哲学阐释

尼采说过：“人便是一根索子，联系于禽兽与超人间——架空于深渊之上。”其中把“人”作为一种中间环节，人之强于禽兽在于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人又受制于现实，应该由“超人”把人从苦闷、被愚弄的境地拯救出来。在这部著作中，尼采假托拜火教先知苏鲁支的口气，用散文诗的形式，表达了他彻底反传统的哲学思想，宣称上帝已经死了，传统的哲学、宗教和道德已不合时宜，只有让“超人”出世，人性才能摆脱受基督教精神奴役的状态。这部作品深受鲁迅欣赏，同时作品中传达出的酒神精神，希冀破革立新之激情，也深深影响着鲁迅后来的文学创作和翻译实践。



“中间物”概念首次出现是在鲁迅之《写在后面》，文中提到……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过程中，都会产生中间物。例如脊椎动物与无脊椎动物之间、动物与植物之间，都拥有中间物。也就是说，在进化链中，中间链无处不在。“中间物”这一概念，并非是从鲁迅的作品中信手拈来的，也不是鲁迅本人偶尔用到的一个词。国内学者汪晖对“中间物”界说为“是鲁迅的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将其抽象成一般概念，涵括了鲁迅的世界观、历史观以及价值观。这种“中间物”意识体现了他“希望跳出古老的生活方式，而又对这种生活方式充满强烈的印象和痛苦”。张芳德在其文章《“一切都是中间物”：鲁迅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追问》中，将“中间物”遂分成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方面，形而下的“中间物”较为具体，涉及思想家层次、文学艺术层次、伦理层次等；另一方面，形而上的“中间物”较为抽象，包括生物进化过程中、日常感性生活中，判断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一切事物在转变过程中，都会产生中间物。这也是鲁迅面对整个世界、人生观、精神、历史等产生的根本观点。综合来说，“中间物”概念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另一种表征，鲁迅由“人类进化史实”，创造性地把“中间物”扩大，用以观察和思考人类创造的一切事物。



中国古代思想境界推崇“浑全”“圆融”，其思想文化的大格局是“天人合一”，及由此而生的喜感气象。鲁迅用作借代的“中间物”恰恰是打破了“中和”统一，以“有限”、“环节”、“有弊”、“缺陷”、“偏至”、“暂时”等概念来否定“圆满圆融”，体现在伦理学、美学和人生观上，其次生概念恰恰是“恶”、“反抗”、“粗暴”等等一些并不喜感的东西。






二、“中间物”意识对鲁迅翻译实践的影响

既是思想家、文学家，又同是翻译家的鲁迅，其“中间物”意识已经深深渗透到了鲁迅在翻译实践中的方方面面。首先是译介作品的选材。众所周知，鲁迅的文学翻译始于与其兄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该书为外国短篇小说选集，第一册于1909年3月出版，第二册于同年7月出版。其中介绍了不少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家和地区反应人民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通过翻译这些弱小民族的作品，同时也把作品中富于挣扎、反抗、怒吼的精神传达了出来。“不但能借此来转移性情，更可改造社会”。



其次是翻译中彻底的“拿来主义”倾向。鲁迅自言：“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因此，在鲁迅的各种翻译作品中，经常出现艺术活动、题材、史潮、罗曼蒂克、形而上学、印象派等抽象词汇和概念，但是这些并不是鲁迅的原创，还有些是从日文中引介入国内的，但是由于在翻译作品中反复出现，因此造成“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不仅极大扩充了现代汉语中的词汇量，而且也为现代汉语的应用输入全新术语及概念，本质上就是输入了新思想。



三、“中间物”意识重现译者意识

在近两千多年的翻译历史中，对中外翻译者的比喻，涉及诸多如“媒婆”、“舌人”、“叛逆者”、“翻译机器”、“文化搬运工”、“戴着镣铐的舞者”等，由此体现了五光十色的译者形象。在转换语言过程中，译者自然成为“译匠”、“技术工人”，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可见，传统观念认为翻译是没有创造性的活动，根本不能提及“创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翻译不提倡译者的创造性及主体性，甚至对此持反对态度，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对原作者顶礼膜拜，与原文观念相符。



1.译者意识重现体现在翻译伦理上。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深刻地揭示了译者的中间物本质。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穿梭于两种文化间，所扮演的本来就是两种文化的中间人，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纵观文化交流史，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扮演中间人的译者，不同文化才实现了互相交流、共同发展。鲁迅所从事的翻译实践正是敢于填补“无限”链条上的“有限”空隙，在“不圆满”中不懈追求“浑全”、“圆融”的勃勃生机。1926年暑假每日下午鲁迅与寿山同译《小约翰》，“有时争执得很凶，有时商量，有时谁也想不出适当的译法。”约一月译完。后来整理译稿，“费时又一个月”。鲁迅曾坦言过：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2.译者意识重现体现在建构译入语语言上。古往今来，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大部分时间自视为文化强国，在文化需求上更多的是自给自足，很少或者根本没




有受制于他人的。外来文化很少参与“一级模式”的建构。中国在文化上的强势地位造成的恶果是大国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客观来看，翻译文化可以使中国文化本身得到丰富，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主体文化的建构中去，然而过于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无疑是文化建构中的绊脚石，翻译在中国本土的地位得不到尊重和承认，直接导致中国文化很难将翻译上升到建构文化主体的角度，但是译者仍然努力通过翻译互动为中国语言文化做出贡献。晚清以降，是以意译和译述为主要方式的时代。在翻译中遭遇的异质元素，大都是尽量避而不翻，或是做中国化很浓的归化处理。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我的答案是：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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