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儿的育儿理念与杜威教育思想比较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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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儿的育儿理念与杜威教育思想比较谈

《虎妈战歌》（The Battle Hymn Of Tiger Mother）一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蔡美儿和她的“中式家教”成为了美国人育儿的焦点话题，她的那种专制、严厉的教育方法导致很多人指责她不尊重儿童，甚至有人将其称为“法西斯母亲”。是什么原因导致一名普通华裔母亲的育儿经能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难道仅仅是因为蔡美儿的“中式家教”培养出了两名音乐小神童？笔者认为根源在于这本书引起了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教育理念和方法的碰撞。受到传统儒家教育价值观思想影响的蔡美儿强调父母的专制、权威和灌输，忽视儿童的兴趣和自由；而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思潮影响的美国家教模式则更多强调自由和儿童中心，重视儿童的个性发展，强调兴趣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那么在美国这个大的教育环境下应该怎样来看待蔡美儿的育儿理念？这种理念离杜威的教育思想又有多大的差异与联系？对于二者的比较国内外研究较少，在此笔者试图把蔡美儿与杜威的教育方式进行简要对比以挖掘其中的差异性，着重从儿童观、教育目的、教育价值观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专制”与“民主”

蔡美儿与杜威二者在儿童观的认识上相差甚远。首先，在对待儿童的态度上：蔡美儿强调专制、权威；杜威则强调尊重、自由民主。其次，在关于对待儿童的学习方法上：蔡美儿强调灌输和强制；而杜威则提倡通过开展活动，培养儿童学习的兴趣，使儿童自主学习；最后，在看待儿童所取得成就方面：蔡美儿认为成绩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但在杜威看来教育在他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所有外部强加的压力和成功的光环都是禁锢儿童创造性的牢笼。对比二者的观点，至于两种方法孰优孰劣，这也是当今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新课程改革争论最多的一个话题，目前很难把二者糅合在一起。



二、“生活准备说”与“教育过程说”

教育为了什么？这一问题是伴随着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国内外的教育学家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观点就是：“教育过程说”和“生活准备说”。在蔡美儿和杜威的对比中发现，二者关于此问题的看法也是如此，相差甚远。



蔡美儿并不赞同西方父母的教育方法，认为他们过度尊重孩子的个性，而这种尊重和鼓励对于“未成熟”人来说，是一种纵容和堕落，是家长为自己逃避责任找的借口而已。她认为保护孩子的最佳方式，就是帮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能力，用实用的技术、好习惯和内在的自信来武装他们。所以蔡美儿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为她们做规划，选择一些自认为适合孩子发展的活动，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和女儿们斗智斗勇，以至于叛逆的小女儿把妈妈比喻成伏地魔（《哈利·波特》中黑暗势力的魔头）。但蔡美儿并不在乎，因为在蔡美儿的教育理念中，她已为子女选择了一条通往“成功”的快速路。在这条道路上，由蔡美儿来决定什么是“为子女好”，只要能让子女为未来做好准备，严格




约束不仅必须，而且很重要。



而杜威则反对把教育的社会目的凌驾于儿童的生活之上，认为“学校最大的坏处，就是先为儿童选一个很远的目的，以为现在所学都为预备将来入社会之用，现在虽与生活没有关系，将来总有一天得用的。”他认为这样往往造成对儿童的伤害以及教育上的浪费，并且杜威在批判斯宾塞“教育为未来生活做准备”时也提出：“把教育看成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这种学说，是把成人所需的知识灌输给缺乏理解的儿童，使他们痛苦的陷入谜团，这乃是为满足成人的需求而施与儿童的虐待，提倡如果引导儿童在逐步成长之中获得日益丰富的经验，他们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过渡到成人的圆满生活之中了。”为此杜威提出了他著名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的观点。在他看来，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的生活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进而提出了“生活即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他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这就是杜威关于教育与生活关系的著名的“过程说”。一旦把教育看做为儿童未来生活做准备，必然要教以成人的经验、责任和权力，而忽视儿童此时此刻的兴趣与需要。虽说杜威对未来生活准备说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并不反对教育为未来做准备。“并不是说教育不应该预备将来”，但他认为预备将来应该是教育的结果，不是教育的目的。



三、“显性的教育目的”与“隐性的教育目的”

对待教育目的，中西方自古就存在着差异。“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观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普通百姓。通过受教育来改变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成为古代国人受教育的目的并延续至今。而美国的教育目的规则与我们大相径庭，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培养民主、自由社会所需要的社会人。在两个国家文化差异的大背景下，蔡美儿与杜威的教育目的观自然就存在差异，可以概括为是对“显性教育目的观”与“隐形教育目的观”的比较。



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蔡美儿为了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为了维护家族的声誉和骄傲，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两个女儿身上，在教育上对两个女儿的要求十分严格，可谓苛刻。为孩子找最好的老师，买最好的琴，不辞劳苦的辗转于女儿练琴的路上，甚至充当女儿的陪读，这种“杀气腾腾”的督战方式似乎有点过激，但是也确实奏效。这种“成绩是体现成功的唯一标准”的教育观与中国传统的“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的显性的教育目的观有着不言而喻的相似之处。



相比较之下，杜威的隐性教育目的观则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过程本身，是使人获得和增长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所以杜威反对外部强加的终极目的。他认为这种家长和社会赋予的外在、虚构的目的具有静止的性质，始终是一种固定的、欲达到和占有的东西，它是存在于教育活动之外，使教师和学生所从事的活动变成了为达到特定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使得活动失去了自身的意义。杜威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生长，这种生长的力量是内在的，是个体活动的必然产物，而不是外部强加的。这种生长使个体活动能够在新的层次上展开，使个体能够在更高层次的活动中实现更好的生长。所以儿童的本能冲动、兴趣所决定的具体教育过程就是教育目的，这种从活动内部产生的目的作为指导活动的计划，既是目




的又是手段。事实上，杜威也并非否认教育以外的目的，只是反对外部强加与孩子身上的、违背儿童发展规律的目的。所以从杜威的观点看来，蔡美儿对女儿施加外部压力所取得成就并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而是一种不能在特定情境下激发智慧，使儿童的学习和工作都会变成机械的、奴隶性的工作，不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的能力。



由以上可见，以中国传统教育观为指南的蔡美儿与以进步主义为代表的杜威二者在儿童观、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价值观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但二者的相通之处却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使孩子能够更好的发展。支撑虎妈的是一个古老而强大的价值观——追求出人头地；而以杜威教育方法为指南的“西方父母”则竭力去尊重孩子的个性，支持他们自我的选择，给他们提供积极的肯定和成长的环境。对这两种家教方式片面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蔡美儿与杜威的距离到底有多远，这种距离固然不能用“尺度”来衡量，他们有的也许更多的是传统主义教育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差距，二者孰优孰劣也正是我国新课程改革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整合的一项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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