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世界童话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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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世界童话书发展

自古以来，童话样式就与儿童的兴趣发生联系。人们讲童话故事给孩子们听，孩子们热心地一次又一次地读着童话，人们关切地位孩子们写童话。这就使一些不求甚解的成年人对童话有了一种不正确的概念，认为童话是儿童专有的样式。但是，无论是阿范纳斯耶夫的著名的俄罗斯童话集，无论是古典《天方夜谭》这一鲜明多采的童话集，或者是许多其他具有世界意义的民间故事和童话集，都并没有考虑到儿童的感受力，没有考虑到儿童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需要以及儿童的教育者的任务。

而凯洛夫《关于苏维埃儿童文学问题——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提到：“儿童文学的任务正如同教育学的任务一样，就是给孩子以帮助。”由此可知，教育成为童话（含儿童文学）的重要价值，既是国家塑造社会主义“新儿童”的重要方式，也是儿童伦理观形成的重要路径。“最艰巨和最重大的，也许是我们那些为少年读者写作的人的工作。在我们的时代，这项工作的责任大大提高了，因为现代的少年读者将在共产主义的新社会里过他们成年人的生活。这种情况使现代少年儿童文学和存在于我们今天以前的那种少年儿童文学大为不同。通过文学帮助青年一代理解我们所服务的雄伟事业，使自己的心理、自己的伦理道德、自己的日常行动服从这项建设新社会的伟大事业。”苏联关注童话与儿童文学特殊的教育功能，极大影响了新中国初期各民族童话搜集与文人童话创作。

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


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强调“优良的少年儿童读物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955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新华社讯《在北京的作家们积极为儿童创作》一文，“到二十一日为止，中国作家协会收到了沙汀、周立波、赵树理、张天翼等四十七位作家创作儿童人性作品的计划。他们准备创作诗歌、小说、喜剧、童话、科学童话和幻想故事。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完成了童话‘一只想飞的猫’和小说‘毛主席派来的人’的初稿”，管桦还根据维吾尔族故事撰写了《木什塔克山的传说》”等。

20世纪50年代开始童话创作的陈伯吹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童话的教育价值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童话不归属于教育学，但是“它要担负起教育的任务，贯彻党所决定的、指示的教育方针，经常地密切配合国家教育机关和学校、家庭对这基础阶段的教育所提出来的要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童话，根据苏联童话与儿童文学思想的指导，再加上文艺理论思潮的导引，文人在创作中突出了童话的教育价值。葛翠琳的《野葡萄》源自民间童话《白鹅女》，《野葡萄》文字优美，同时也在表述中突出了婶娘的狠毒与白鹅女对于孤寡老人及穷苦民众的牵挂，她放弃山神的邀请，执意回到家乡，帮助穷人治好眼睛。老舍儿童剧《宝船》和《青蛙骑手》则是根据汉藏民间故事创作，丰富了故事中的情感线索，沿袭民间故事惩恶扬善主题的同时，又将“皇帝”刻画为反面角色，献宝也变成了“宝物被骗”等。《神笔马良》借用了“得宝型”故事，但又突出了主人公马良的主动性，将“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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