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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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文章阐述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意义和概念，分析了流动穆斯林的社会资本利用情况及不足。认为穆斯林利用社会资本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首先表现在就业上，其次表现在社会交往上，再次表现在宗教生活上。但是，流动穆斯林的社会资本利用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需要引起重视。



标签： 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资本概况；城市融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是被各学科广泛使用的跨学科概念，是世界各国学者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范式；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社会资本为协调人际关系、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新思路。[1]不可否认，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资本对于研究城市工业化进程和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问题也是有帮助的，并且能够在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解释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及其他们的社会网络乃至社区，都是社会网络及其运动的结果，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更容易走进农民工特殊生活的研究范式，通过社会网络这一途径和手段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是农民工最为理想的选择。[2]穆斯林流动人口属于流动人口大军中的一个部分，理所当然的会具有普通流动人口的特点和属性，但是，由于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不同，穆斯林流动人口与普通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没有比较就没有差别，本文试图就社会资本的利用这一方面着重分析流动穆斯林在城市流动过程中的使用情况，同时还会掺杂着普通的农民工与流动穆斯林的社会资本利用情况的比较分析，从而探讨社会资本在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特点。



林楠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在这个理论中，资本是一种社会财产，它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而起作用。[3]社会资本概念背后的前提是相当简明的：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卜长莉在林楠的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一个更符合现代中国国情，并且能够解释流动人口在行动中的导向和规范。卜长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出发，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来审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以一定的文化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以一定的群体或组织的共同受益为目的、通过人际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是通过人际的合作达到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卜长莉的这一概念性总结对流动人口利用社会资本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目的更具有解释力。加强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建设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核心。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改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农民工自身的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城市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林楠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每一个层次的社会资本在流动穆斯林的城市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其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利用社会资本采取行动达到自己的目标，即实现社会资本的功能效益。[4]






流动穆斯林的社会资本使用情况：

首先表现在就业上。社会资本在流动穆斯林决定流动之初就发挥着作用了，虽然这种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但是确实发生着作用。流动穆斯林拥有同样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因此当他们决定流入地的时候往往对社会资本的依赖要较之于汉族的流动人口可能更加强烈，因此，在穆斯林流动之初，社会资本就充当了导向的一个功能。虽然经济因素仍然是穆斯林流动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社会资本的因素也同样缺一不可。卜长莉认为农民流动的三个因素：劳动力流出地与流入地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异（经济因素）；是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能自由流动的体制变化（制度因素）；使农村劳动力出外流动得以可能的社会关系网络（人际关系因素）。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足以构成穆斯林流动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资本为穆斯林流入城市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依靠着社会资本，流动穆斯林更容易找到工作，而就业是流动穆斯林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资本为流动穆斯林寻找工作节约了时间、精力和成本。一方面，利用这种强力关系的社会资本实现了流动穆斯林的目标与收益；另一方面，这种社会资本得以保值，并且有可能在以后的城市生存与发展中，社会资本能够起到剩余的作用，即增值。



第二，表现在社会交往上。流动穆斯林较之于汉族普通的流动人口，在社会交往上可能更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由于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流动穆斯林的交往具有内圈性。他们在社会交往上具有选择性，往往会选择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相同背景的或者相同民族的人。这是社会资本产生作用的原因，也是社会资本影响的结果。波特斯说过，这种社会资本由于有限度的团结和可行信任，使共同体的成员结成一个亲密的、相互联系的网络，稳定社会秩序减少社会动乱的发生，对社会控制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它的消极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可能阻止了其他成员创新的成功；限制了个人的自由；用规范消除了差异，产生向下的压力等。



第三，表现在宗教生活上。林楠认为，建立在情感、信任和共享资源和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强关系，有利于维持和强化既有的资源，这与表达性行动相一致。因此，关系越强，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可能对表达性行动的成功有正向的影响。换言之，关系越强，越可能共享和交换。这种关系是相互宽容的，甚至鼓励社会借贷和债务的免除。强关系的特征是：强度高、密度大、交往频繁、相互承认义务和互惠服务多。穆斯林的社会资本表达了对于这一群体的高度一致的情感诉求与共鸣，因此，在这种条件下的社会资本具有排他性与拒斥性。



流动穆斯林的社会资本在其进入城市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其开始进入城市之初，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且重要的，这一阶段，基本可以解决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立足，而且有可能建立了新的现代的社会网络，从而为其更好的在城市谋求新的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由于社会资本在穆斯林流动人口中具有同质性强的特点，排斥圈外人，加上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限制，有可能很难与当地人形成良好的交往互动，因而对重建现代的社会资本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特别是进入城市发展的后期，这种局




限性还会变的更加明显，如何在现代都市中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冲击，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来说对于穆斯林流动人口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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