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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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佛教

一、佛教形成的背景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6—前5世纪产生于印度，相当于我国春秋时代，距今约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最早产生的世界宗教。

佛教产生的时代正是印度奴隶社会比较发达的时代。它是奴隶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奴隶和奴隶主阶级“同归于尽”前夕的社会状况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印度复杂纷繁的文化现象相互撞击、相互融合的产物。 古代印度，包括中国史籍中的“身毒”、“新头”、“信度”、“天竺”等国，大体相当于整个南亚次大陆。

另方面，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古代印度各地完成了向国家的过渡，进入所谓“列国”时期，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国家。各国之间不断发生争霸战争，战乱加深了人民的灾难，促使阶级关系急剧变动和新思潮的出现。

从被统治阶级到统治阶级，整个社会都感到难以存在下去，各阶级的人们都惶惶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奴隶阶级需要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而且奴隶主阶级也需要探索解脱险境的道路。当时，统治阶级中就有某些人看到前途的险恶，纷纷进入深山老林，逃避现实，寻求解脱之良方。

信仰佛教的人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人数较少，只有2.5亿多人，分布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该教分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和藏传佛教。(1)佛教的兴起与衰落。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其创始人为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其意是"释迦族的圣人"。 公元6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中叶为佛教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释迦牟尼创教并向弟子传承教说。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与戒律认识产生分歧，分为许多教团，进入部派佛教时期。公元1世纪前后大乘教盛行，并分为中观学派和瑜迦学派。7世纪以后一部分教派与婆罗门教结合形成密教。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本土基本消失，直至19世纪才稍有复兴。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佛教中的主要派别有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大乘与小乘的区别不仅在教义理论方面，也反映在宗教实践方面。 对佛祖的看法上，小乘把释迦牟尼当作教主，而大乘则把他当作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神。在修持方法和结果上，小乘追求个人的解脱，大乘则认为应以普度众生，成佛度世为最高目标。从哲学的宇宙观来看，小乘主张"我空法有"，而大乘则认为"法我皆空"。大乘佛教流行于中国、蒙古、朝鲜、日本、越南。因其是从印度向北传播的佛教，又称北传佛教。小乘佛教流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因其是由印度向南传播的佛教，亦称南传佛教。在我国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区成为喇嘛教的形式，属于中国佛教的一支，称藏传佛教。它于7世纪吐蕃占普松赞干布开始信奉佛教，至13世纪初，经宗喀巴改革而逐渐强大。藏传佛教有其独具的许多教派，严密的寺院组织和学习制度。

二、佛教在中国形成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大体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主要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如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有佛寺数百座。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来到中国，如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国广泛流传。

到唐朝时期（公元618-907年），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佛教等派别。在唐代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大师不远万里去印度留学。他回国后，唐太宗非常重视，安排了数千人参加玄奘大师的那


个翻译工作。因玄奘大师的弘扬，使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驰，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杨文会等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著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佛教界还在战地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为争取祖国自由独立做出了应有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传佛教界首先与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种剥削制度，佛教事业日益发展。１９５２年１１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１９５３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使中国佛教获得新的发展。 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西藏。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群众普遍信仰，人口７００多万。中国南传佛教即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保山地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数群众信仰南传佛教，截止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约有信徒１００多万。

“佛教能够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深层根源，是其前者的适应性以及后者的包容性”。佛教传入之初，正值中国战乱不断，其思想的特殊性能被民间普遍接受，但作为外来文化，仍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排斥，但由于政治环境混乱腐败，儒家等的传统学说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人们的思想趋于消极避世，知识分子普遍逃入玄谈的领域，玄学喜谈本末有无问题，这与般若学之‘空’多有相通之处，且般若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其‘不落有无’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玄学‘以无为本’更玄，思辨程度更高。这又导致了原来依附于玄学的般若学后来反过来影响了玄学，发展了玄学。至隋唐时期，开明的政治环境，各派学说蓬勃发展，其中佛教的禅宗思想忽然崛起，在从政的知识分子中极为普遍。佛教对隋唐思想的突出贡献，在于把心性论推向新的水平，它主要由禅宗文化来完成。“儒家有效地吸取禅宗思想的精华，以充实自己的学说体系，儒家学者经由禅学文化的启发，提高了自己思维水平的能力，进而发掘《四书》及《周易》等经典中的精旨，把汉唐思想导向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这是禅文化对中国思想史所作的最大贡献。”宋代的理学家，接着唐代韩愈、李翱等的启发，经欧阳修等的领导，突然崛起于千余年之后，号称直承孔孟心法，在汉唐的儒学以外，别树一帜，不须讳言，那是受到禅宗的影响，并也渗入老庄思想的成份，这才构成一番宋儒的面目。宋代的佛教，已由佛而入儒，因禅宗而产生理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必然的演变，也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会的成果。

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除元明清时期对政治产生一定影响外，并没有广泛的参与到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它必定会在植根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土壤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自身的适应性，其衍变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必须深深地受到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制约，而中国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所竭力维护的君权神授观念，以及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那种“神权绝对服从于王权”的政治特性，都在表明佛教这一宣扬出世思想的宗教文化，根本无法游离中国社会严苛的具体条件。

历史上曾出现“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这主要与当时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间日益突出的经济利益矛盾有关,也大多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相关。也就是说“三武灭佛”一方面是佛教的发展已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转产生负面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佛教与中国儒家正统文化和道教文化争夺思想统治权的结果。因此在经历过种种劫难后，中国佛教为了自身的发展，除北传佛教自古变取得政教合一的特权外，都倾向于依国主，法立事的政治态度。宗教必须服从王权，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佛教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曲折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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