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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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

作者：暂无

来源：《农家科技·乡村振兴》 2018年第11期



文/张宪文

《中国革命1911》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译者范国平邀请我为布朗的这部译著撰写一篇序言。说实在的,近来工作十分忙碌,这项委托确难以承担。然而,当我翻阅了布朗这部大作后,深深地为这位传教士对中国的深刻认识和入木三分的评述所打动。他的看法是那么吸引着我。他的这部著作,简直像是一位中国爱国者撰写的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读起来感受多多。

布朗博士于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生活多年。他与不少中国政要交往密切,并在工作之余,到中国各地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写下17本日记,这些日记为布朗写作《中国革命1911》提供了最鲜活最生动的一手资料。在漫长的岁月中,布朗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20世纪初,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存在着种种扭曲与误解,布朗博士在记录这段历史的同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深入地分析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并热情地赞扬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世界上有多少帝国崛起、繁盛、衰落,唯独中国与世不争,自给自足,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在前进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独享着东方中央帝国的尊号。……在汹涌澎湃的现代文明狂潮的冲击之下依然屹立不倒……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力量!”

那么,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内部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布朗博士写道:“导致它发生的诸多缘由,活跃于其中的诸多人物,已经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书中,布朗为我们提供的史实己远远超出一般的政治范畴。他列出“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中国的蒸汽革命和商业革命…‘动荡的政治和外交格局…‘民智的开启和教育的进步…‘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宪政发展和社会改良…‘新生中国的领导人——袁世凯和孙中山”等章节,从晚清国内外历史背景和国情的各个方面,对辛亥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做了冷静而独到的分析。

布朗指出,中国发生辛亥革命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觉醒了。他通过自己收集掌握的大量一手资料,用白描手法全景再现了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的社会民生,指出“满族统治者在整体上既狭隘自私又反动腐败…‘整个公共服务体系都因贪污而腐朽了”,闹得沸沸扬扬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就是一个超豪华旅行团”,因此近代中国“对抗清政府的起事不断发生,清政府时刻坐在火山口上”。但是,这些起义都遭受惨重失败,对其失败原因,布朗也通过很多事例做了深入的解读。说起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布朗博士用犀利的笔锋和确凿可考的证据,深刻地揭露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掠夺中国物质财富的帝国主义本质。

正是由于西方人的侵略,使中国人“明白了要想同西方对抗,就必须学习西方人的技术”。布朗写道:“西学的风潮迅速席卷中国大江南北,中国的读书人如饥似渴地阅读欧洲和美国的书籍。天生勤勉的中国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些新知识的意义。”本书记录了当时的很多细节:许多洋务派大臣如张之洞、张百熙等,联合上书“敦促清廷建立新式教育体系”;慈禧将一大型寺院改建为女子学校,还专门嘱咐赴美国考察的高级代表团特别关注美国的女子教育;北京的八旗子弟中学已使用美国教科书;“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提倡,新式学堂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结出果实”;全国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仅仅在奉天就有50所新式学堂”;天津警政长官还将献祭资金存为教育基金;教会学校也为中国人学习西学开辟了新天地;“对于新知识的崇拜让『日的偶像崇拜土崩瓦解”;“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在学习英语”。布朗说:“中国有一些胸怀大志的年轻人……远赴欧洲或美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完成学业。受这批留学风潮的影响,许多地方督抚,甚至清朝中央政府也开始遴选优秀的年轻人出国留学。“‘学习了现代知识


的中国学生多数拥护革命。据统计,95%的曾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学生后来成为革命思想的拥护者、传播者,甚至领军者。”

布朗在其著作中,以相当的篇幅记录和论述了晚清的宪政改革和社会改良。他说:湖广总督张之洞“是当时新学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分析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呼吁进行快速的社会变革”。但是,布朗指出:“激进的去东方化的改革,带来了交难性的后果。整个国家当时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如此颠覆性的革命,国民对于这位年轻的清朝皇帝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慈禧由幕后走到前台,全面控制朝政,将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将变法诏书变成了一张废纸。”但改革的步伐并未停止,布朗指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给了中国人惨痛的教训——任何想保持『日体制的改革注定都要失败。革新的呼声响彻全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革不可避免,他们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投身到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中来。甚至清政府也认识到必须顺应民意。1905年,帝国派出多个高级代表团出访欧美,他们被要求提交报告——中国能够从欧美列强那里模仿什么制度模式。在举国要求学习西方的浓重氛围下,这些代表团被寄予厚望。总督端方率领代表团出访美国,他无疑是清朝勋贵当中最有进步眼光的人,他给美国人留下了干练的形象。两个高级代表团回到北京之后,他们提出了很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一个相当不错的改革诏令很快便颁布了。……1908年清政府宣布了一个‘预备立宪’的时间表,号称将用九年的时间来建设立宪政府。”布朗记录下了这个九年立宪计划的内容。然而,他也认识到清政府所实施的不触动王朝政治统治基础的改革,不可能挽救清廷的危亡。“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一系列起义事件让革命的到来不可避免。”“辛亥革命最终在10月10日爆发。”随之,“中国中部的革命者在12月建立共和国,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布朗说:“笔者认为与其他国家一样,危急关头的中国有一批伟人在风云际会之时已经脱颖而出。……在中国早已经声名鹊起,家喻户晓。”本书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评论了袁世凯和孙中山。布朗于1901年与袁世凯相识在山东省济南府。除指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过程中的背叛行为外,布朗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说他“气度非凡”,能“在混乱的大局之下保持冷静的睿智和勇气”;“是一个拥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清楚地认识到采用现代科技的重要性”,“为中国组建了一支极为精悍的部队”,“不仅是中国现代军事化的推动者,也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推动者”。布朗高度赞扬了孙中山,说孙中山“不屈不挠地四处奔走,抱着坚定的爱国信念,努力推进这项他为之献身的事业”;“面对强敌时坚毅果敢毫不动摇,他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召教化了他的亿万同胞”;说“革命派领袖们叹服于中山先生的领袖风范、高超智慧和宽厚人格,以及他毫不利己的动机背后释放出的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像孙先生这样集多种崇高美德于一身的伟人世间罕有”。

本书最后深刻地分析了“‘共和’中国的未来”。布朗清醒地认识到:“共和制能否在中国长久地保持下去,这一点恐怕谁都无法断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列强势力的介入让中国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列强还在小心翼翼地、偷偷摸摸地进行着一些隐秘的干涉活动,他们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制造中国的社会动乱。”“如果中国的革命不成动,君主制的日本和欧洲的国王们必然会弹冠相庆。”布朗认为,“尽管新生的中华民国困难重重,但未来依然充满希望”。“哪怕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开历史倒车的现象,中国社会永远都不会回到之前的状态了。”布朗在本书最后以十分赞扬与崇敬的口吻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已经被辛亥革命彻底埋葬,这个腐朽的封建帝国已经轰然倒塌,中国人民迎来了更加自由和光明的时代。放眼全球,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还有比辛亥革命的胜利更加激动人心的时刻吗?”

让我们惊奇的是这部书撰写于1912年3月,也就是在辛亥革命发生和“中华民国”诞生不久的时刻。布朗以一个外国人的睿智和锐利眼光,对辛亥革命和革命发生前后中国所面临的一切成功和困难,做了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描述。我们期望这部提供了诸多新史料作品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中国革命191 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作者:阿瑟·贾德森·布朗,重庆出版社201 8年1 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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